师说人类学

说在后面的话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他人”的学科，英文叫作“他文化”（other culture），也译为“异文化”。那是否意味着不研究“自己”呢？不是的。只是把“自己”藏在“暗处”，把自己的文化作为背景，将“他人”的文化置于“明处”，把人家的文化作为具体的参与观察和研究对象，这样也就建立了一个大的比较视野。所以，文化人类学也是一门广泛意义上的比较文化学。 了解他人而反观自己，把“自己”和“他人”都放在镜子中来观察，这样也就有了不同的“面像（相）”，有点像中国民间传统的“卦象”。参与观察中的四种“面相”*为重要：一个是现实中的“自己”，一个是现实中的“他人”，一个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文化镜子中，一个是把“他人”放在“自己”的文化镜子中。 人类学帮助我看他人的长处，学会点赞同辈学人文章中的优点。我的“师说”之三，即所谓“三人行必有吾师”，点赞为“师”者，心悦诚服。庄孔韶文章的“多样”精彩、王铭铭对人类学专业的精通、高丙中学科旁通的精明、蔡华亲属研究的精深、周大鸣村落研究的精细、纳日族群研究的精到、范可研究维度的精当（同辈）；郭志超语言的大跨度夸张、石奕龙文化人类学概念的准确、邓小华语言人类学知识的惠及、李明欢华人人类学研究的理路（同事）；我的弟子们的许多研究也都使我获益—弟子多，不能一一—教学相长，老师学弟子们的优点，受弟子研究的启发，不丢脸，比如我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就是为了指导弟子肖坤冰的博士论文《茶叶的流动》而进入到这一领域的。 我意识到，人类学有助于对传统文化中“文章是自己的好”的适度校正。 人类学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不画地为牢。这个学科从来不避讳其他学科、学问、学术的进入与交融。我似乎也习惯了人类学这种自由穿行的范式，不在乎学科的边界，遵循问题意识到哪儿，调查就到哪儿，研究就到哪儿。我听说过这样的传言，有学者到厦门大学的中文系、音乐学、旅游系去找“彭兆荣”。 这种“犯肆”的学科僭越虽然有“危险”，但给了我一种不断学习新知识的幸福感。早年因家传“外语”（爷爷、爸爸都是外语教授）的缘故，对西方文明发生兴趣，致使硕士论文选择了西方文明，延续到博士论文做古希腊神话和戏剧研究。因不满二者被归入文学“学科”的樊篱，遂以人类学仪式理论导入。为此，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学习人类学仪式研究的谱系，《文学与仪式》便可窥察当时苦心与用心。后来也以此为基础，顺势完成了《人类学仪式理论与实践》。 在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调研中，看到随着大众旅游的进入，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迅速消失，这种忧虑促使我进入旅游人类学的钻研之中；也因此写了《旅游人类学》。遗产事业的全球化兴起，中国至上而下地开展了“遗产运动”，我也因此被卷入，由是用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拓展文化遗产的研究，还主持了我国**个“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后因出任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又顺延出了艺术遗产研究领域。我也将在未来几年完成《遗产人类学研究》。近些年，因我国城镇化建设“推土机式”的碾压，担心我国乡土社会的命运，我又开始了“乡村振兴之重建中国乡土景观”的调研，跑了几十个村落，也因此研读了大量农业方面的著作，完成了农业人类学方面的著述。 这看上去并不复杂的路径，把我带入不断学习的喜悦之中，体验人类学之于“学者”的乐趣。人类学的“田野”也使得我这个学者“野”起来。学者不惧犯错，有错就改，这没有什么羞耻的。人生在世，孰能无过？ 我选择了人类学，曾经在田野作业中遇险三次，大难未死，却从不后悔。学科的“改道”只是因为研究的需要。曾经有一位从事历史研究的友人直言不讳教育我：“兆荣，你一个好好的学者，跑到那荒郊野岭去做调查，做‘女红’研究，何苦？何不像我们，做国家大历史、帝王史，又正统，又体面。”面对友人的提点，我无言以对。 友人是没有机会了解人类学之于我生命体验的欢乐，没有机会体验“一只脚踩在图书馆，一只脚踏在田野中”的充实感，没有机会体验与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的乐趣，没有机会体验那些少数民族给予的生命感动，没有机会体验因“同情”而给出的豁达。同情“他者”，认同“他者”，我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学术生命感”。 感谢有你，人类学； 感谢有你，我的“师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