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孤行:潘军创作随想录 (上下卷)(精装)

下卷 我所认识的基耶斯洛夫斯基 我喜欢观察生活的碎片，喜欢在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拍下我惊鸿一瞥的生活点滴。 ——克日什多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克日什多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从事电影这个行当可以说是必然也可以说是一次偶然，因为他在连续两次报考洛兹电影学校落选后，看见——至少是感觉到自己的母亲伤心地哭了。母亲还直言不讳地告诉这个二十三岁的儿子：你或许不适合干这一行。那一天，华沙的天空一阵倾盆大雨，雨水模糊了年轻人的视线，以至于他看不清母亲脸上淌着的是雨水还是泪水。多年之后，已经步入世界电影大师行列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对发生在1965年的这一幕还记忆犹新。他说：“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适合做那一行——只因她是如此悲伤，那才是我痛下决心的一刻。”这句表白显现出两层意思：将去证明自己和对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艰难的预感。这让我想起中国导演陈凯歌一篇文章的题记，他说在他决定献身于电影事业时，他的父亲陈怀皑这样告诫他：你要懂得一个电影导演的艰难。对这种“艰难”的超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某种电影方式的确立。因为不是每一个电影导演都能预见并切实感觉到这份艰难的。 1994年，当基耶斯洛夫斯基拍完“三色”中的*后一部《红》后，正值年富力强并处在事业的高峰的他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息影。在外人看来，这或许与他再次和戛纳金棕榈奖失之交臂有关。然而他说：“拍电影，并不意味着观众、影展、影评、访问…… 它意味着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它意味着严寒、雨水、泥巴、扛负沉重的灯光设备。这是一个令人精神衰弱的行业，所有的其他事物都必须退居陪衬地位，包括你的家庭、情感、私生活……或许我不应该再继续做下去了。有一项*基本的东西，是所有的电影人都**的——耐心——我的已用到了尽头。”这段自白可以看成他对“艰难”以及对其承受力的一次总结。两年后的3月13日，这位内心充满焦虑的导演心脏病突发，死在手术台上，终年五十三岁。 或许电影正是这样一个悖谬而不可思议的行当，它伸出来的是两只手，既要牢牢抓住你的向往，又要摁住你为实现这一目标呕心沥血。它把你对精神世界的不懈追求与对你的肉体的无情摧残完美地结合起来。你在完成电影之后，其实也意味着你被电影所消灭。当然这一切都是针对一个电影天才而成立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无疑是这样的天才，他和英格玛·伯格曼比肩而立，成为20世纪世界电影的双子星座。 1967年之前在洛兹电影学校就读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可以说是个无名之辈。他的大量作业均为纪录片。尽管在毕业后他于1976年拍过一部叫作《伤疤》的故事片，但没有人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前途。此时，他本人对此也显得信心不足，几乎想从这支队伍中撤出。但就在这时，他意外地结识了一个人。从后来的事实看，这个人虽然不是能够给他投资的老板，但无疑给他带来了好运气。这是一个律师。这个人就是皮耶谢维奇。青年律师对电影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于是很自然地走进了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世界。1984年，他们合作编写制作了故事片《无休无止》，立刻在华沙引起了轩然大波。官方、反对派和教会都不喜欢这部影片，但它造成的客观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内心虚弱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在那个阶段十分沮丧。有一天，他在雨中和他的律师搭档再次相遇。律师似乎不想说已经过去了的事，却提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对沉浸在忧伤中的导演说：“有人应该拍一部讲‘十诫’的电影。”见导演没有任何反应，律师进一步强调道：“应该由你来拍。”这就是著名的短片《十诫》*初的起源。四年后，基耶斯洛夫斯基完成了它，一举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电影大师的地位。他们的合作由此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直至《蓝》《白》《红》“三色三部曲”的完成，时间长达十五年。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在20世纪得到了迅捷而饱满的发展。好莱坞的电影模式与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作家电影”分庭抗礼，但基耶斯洛夫斯基却奇妙地将二者打通了。他的作品具有故事性，而更多的是让你把它视作一个“文本”来用心解读。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实际上就是一位用镜头写作的作家——这与某些导演的自我标榜不能同日而语。他的电影叙事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几乎每一个画面都是那么精致。我在看过《十诫》（特别是《杀诫》和《情诫》）与“三色”（特别是《蓝》）之后，曾企图从中找出他与伯格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等人之间的联系，但一无所获。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自己，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电影。我甚至诧异于他的电影与我的小说竟是那么的相似！这在《红》（1994）和我的《流动的沙滩》（1991）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值得指出的是，这里不存在任何的借鉴。或许正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原因，使我仿佛带有自恋倾向般地爱上了这个波兰人。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