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发展: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

导论 政治体系的生态化建设，始终将“关注公民权益”作为重中之重，无论是中国古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朴素政治生态思想，还是今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现代政治理念，无不体现着对“民”的重视与对“人本”的呼吁。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实现了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认识的变革，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主要创造者，正是这些现实世界的人民群众的“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终的结果总是从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成员间因误解而产生矛盾时有发生，每一个个体都愈加渴望获得更多的发声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媒介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将社会化媒体等一系列更具公开性、互动性、便捷性与经济性的媒介形式带入公众视野，适逢其时地给予了每一个普通百姓一个发声窗口，给予其*大限度地表达自由与参政的可能，在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建构起一种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从而在无形中推动了我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发展。在中国，实现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协同发展，是客观的、必要的，更是刻不容缓的。要在未来全球信息化竞争中发出中国声音、走出中国道路，网络媒体任重道远。客观现实要求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而创造有利于融合媒体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并使社会化媒体肩负更多的协同治理责任。 一、社会化媒体对政治生态的正向影响 （一）社会化媒体成为公众进行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新渠道 一方面作为新型的传播媒介，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具有便捷、多样和低成本的特征，一改以往传统媒体时代资讯传播的垄断性单向传播方式，使得公众能够在**时间主动获取新闻或信息，能及时了解和掌握重大事件的发展动态。当社会化媒体用户（民众）对某一信息产生“共鸣”或“共振”时，网络舆情迅速演化下产生的公众舆论，会对政府公共治理造成巨大压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件的走向与政府决策。 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亦可以借由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吸引力强的优势，积极了解、传播政治信息，发表时政评论，表达自身诉求，从而促进*广泛的民意表达平台和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甚至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机制渠道的形成，通畅民众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 （二）社会化媒体成为政治权力接受民主监督的新形式 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权力监督，需要监督权力来源的多元化，政治监督的社会化是大势所趋。政治权力缺乏必要的限制和行使权力的不透明往往是诱发政治腐败的主要因素。党政机构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将公共事务处理的必要过程和结果及时公之于众，既是新媒体时代政治权力接受群众监督的新形式，也是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完善。尤其是近年来，网络反腐舆情多发，反腐浪潮持续高涨，社会化媒体对执政、施政责任主体的监督效果十分显著。广大网民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依托新媒体技术的网络反腐、微博问政，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政府进行良性互动的新途径，与传统的监管机制、反腐制度相得益彰。 （三）社会化媒体成为党政部门进行政治公开的新工具 发展态势迅猛、受众数量众多、传播速度快的社会化媒体，作为党政部门联系公众的新型平台，在促进政治透明、强化执政能力、提升行政效率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也能成为当前政治主体进行政务公开、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一个新亮点。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组织和个人也开始主动借助社会化媒体，开设各式各样的“微博”“微信”账号来网罗民声。其一方面通过及时对各项党政方针进行释疑答惑从而汇聚民声；另一方面，通过与民众的积极互动，可以对民众心理和舆论氛围进行全景性把握，吸纳民意，*大化地争取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及时消解公众对政务方针、措施的误解，稳定社会情绪，从而为后续工作的针对性开展、突发舆情的有效应对和各类政治决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四）社会化媒体成为政治主体进行政治修复的新载体 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网络舆论场具有独特的发展特性和传播规律，很容易催生许多非理性、非制度化的网络政治参与，现实社会中一件看似普通的新闻事件，一旦进入发达的网络空间，经过数以亿计思维发散的网民“走马观灯”般的审视之后，往往会演变成热点舆情，甚至会出现热点之后又有热点的舆情“串烧式”发展。社会化媒体空间中迅速传播的热点舆情，尤其是重大突发性事件，更是成为检验党政部门危机应对能力*直接的“试金石”，政治主体的应对方式稍有不慎，就可能对政治生态造成极大损害。 与此同时，面对官方回应滞后、应对措施不力、官员言语失当等诸多因素造成的政治生态损伤，如果政府能够将社会化媒体平台这一热点舆情的发酵源，转变成进行政治修复的“新载体”，利用社会化媒体迅捷便利、公开透明的传播优势，真诚公布事实真相、及时辟谣并提出改进措施，稳定公众情绪，同样能够对此时受损的政治生态进行*大化的修复和弥补。为此，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80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要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做出快速反应，*迟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持续发布权威信息。①这进一步明晰了新媒体平台在政府主动发声、抢占舆情话语权、预防次生舆情灾害、维护政治生态稳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然，这几年的实践表明，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1～2小时政府及时精准发布权威信息的情况已不少见，说明政府舆情应对能力、舆论引导水平在快速提升。 二、社会化媒体对政治生态的逆向冲击 社会化媒体具有核裂变式的裂变特征，拥有巨大的舆论能量，一些偶然性事件会通过一系列的网络联结与社会动员，逐渐成为热点舆情，形成焦点舆论，甚至转变成政治性事件，进而引发线上、线下配合的大规模集结活动，给原本稳定的政治生态带来巨大逆向冲击。②在民众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有限空间里，以社会化媒体为主要作用途径的“微政治”力量正悄然影响着当下的政治生态。 （一）社会化媒体成为部分民众极端情绪的“宣泄口” 社会化媒体的出现自然推动着公民参政议政、进行民主监督等政治活动方式的多元化，但与此同时，在整个社会面临转型压力的背景下，隐匿性强、自由度高的社会化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部分民众提供了一个调节情绪、释放压力、抒发情感甚至是极端情绪的新渠道或“宣泄口”①。这一方面可以对潜在的社会矛盾起到缓解或调节作用，维持政治生态的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当少数人充满非理性的、不良的情绪或思想，“负能量”激荡并主导社交舆论场时，也会使其他正在进行网络围观的普通民众受到蛊惑和煽动，从而诱导部分不明真相的民众盲目跟风，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的逆向冲击。② （二）社会化媒体成为民意表达失真、政治决策失信的重要推手 一方面，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通过自由化、平等性极强的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社会各个阶层参与政治表达的热情空前高涨，广大民众主动参政议政、在网络空间发声，向党政部门建言献策的情形屡见不鲜，这就为决策机构了解民意、汇聚民声、提升相关决策的科学性提供了强大支持；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主体囊括了具有不同经济背景、文化程度及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各类人群，社会转型期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博弈激烈，因此易造成不同舆论主体对同一政治决策的思考角度和评价看法各有差异，民意诉求各不相同。而少数别有用心之人，为谋一己私利而故意散播谣言误导群众、制造轰动效应，会进一步加剧民意表达的复杂性，因而给决策者以“虚假”的民意参考，从而严重影响民意表达的真实性和政务决策的科学性，不利于政治生态的长远健康发展。 （三）社会化媒体成为个别“意见领袖”影响舆论的主要手段 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在赋予普通民众热议时政的多元化渠道的同时，也为极少数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进行舆论煽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上，一些活跃又拥有大批粉丝的知名学者或网络名人，因其强大的公共影响力和公共话语权而成为网络舆论的“意见领袖”。作为公众人物，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能够恪守社会责任，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然而个别“意见领袖”却无视自身责任，滥用影响力，将社会化媒体作为提升自身影响力、煽动舆论、获取利益的“工具”。他们不仅对转型期社会中发生的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等舆情事件肆意评论、妄加揣测，甚至不惜造谣、传谣，发布各种违法违规信息，误导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甚至引发现实性的群体事件，意图通过“犀利、个性化”的言论来引起舆论关注、博取眼球效益。这就严重威胁到政治生态的和谐稳定。 从2014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相继出台《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微信十条”）、《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账号十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约谈十条”）等一系列规定，对各类新媒体平台中出现的危害网络生态、侵害公众利益的不良风气进行严厉整治。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更是明确规定了在微信、微博中故意发布虚假信息要承担的刑事处罚措施。公安部门对在网络上有组织地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了集中打击，“秦火火”、“立二拆四”、周禄宝、傅学胜等诸多网络名人，也因造谣传谣、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而落网。 三、研究问题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极大地释放了社会表达自由，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场，在推动网络问政的同时，也给以往的执政理念与方式带来挑战；将社会化媒体置于社会治理对立面的普遍认知，不仅难以解决现存问题，也并未使政府执政力、公信力得到提升。在社会化媒体伴随移动互联网愈加渗透进社会各层面的趋势之下，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促进政治生态健康、高效运行，实现二者协同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9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 “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①这表明了新媒体运用与管理的重要性。同样在上述文件中提出的推进“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求中多次提到“人民”“参与”，因此理顺并构建新型的政府、社会与公民关系，毫无疑问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政治生态视角是考察社会化媒体与政治改革、社会发展互动的有效研究框架，它试图从整体的、运动的、开放的层面出发去认识政治现象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各社会系统之间既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协同理论则强调各子系统相互协调、相互影响、整体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