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信任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普特南认为公民精神就是由公民社团培育的、在密集的参与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广泛合作的精神，其中内涵着作为参与者的公民所内化的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普特南发现，由于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正在耗尽社会资本，即社会信任度逐渐下降、一般性的社会互惠逐渐减少以及从事互惠互利集体行动的能力逐渐减弱，使得美国公民社团的基础逐渐遭受侵蚀，公民精神正在衰退。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公民精神是由社会资本决定的。因此，公民社会的形成与维系需要公民精神这一“精神的框架”，社会资本在*终意义上是公民社会得以形成与维系的“粘合剂”。　　福山在《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直接地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在此书中，福山从反面论证了社会资本的这一作用，他主要研究了西方社会由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非常严重的社会失序现象，即社会的大分裂。福山认为“犯罪与社会混乱的加剧，作为社会凝聚力源泉的家庭与亲属关系的衰落，以及信任的不断下降，构成了大分裂的特点”。而大分裂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表明了西方社会的社会资本正在明显地下降。他以美国为例，非常赞同普特南对于这一现象的论证与判断。他说：“罗伯特·帕特南论证说，在美国这两类资料同时反映了一个动向：长期以来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都减少了，各种团体的数目及其参与人数也下降了。他不无道理地认为，应把两类资料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文明社会里信任对于人们共同工作、参加团体都是必要的。因此，这两类资料都是衡量社会资本的标准。”然而，福山认为，“总的来看，只有对维系不同团体的各种联系做出重大的定性区别——我在此之前所说的‘正面信任半径’，帕特南的论点才可以站得住脚”。他以烟草游说团体与人类生境组织（Habitat for Humanity）这两类团体之间的区别来说明，基于共通伦理规范的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文明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福山认为烟草行业可以组成一个团体去游说国会，以削减香烟的货物税，但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这种行为与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团体，如人类生境组织的行为大不相同。因为人类生境组织旨在在市中心的贫穷地区为人们组建家园。因此，烟草游说团体与人类生境组织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利益为宗旨的利益团体，而后者则是以实现普通价值观为宗旨的慈善机构。这两类团体对于现代社会的成功都是很重要的。然而，福山认为像人类生境组织这类团体对于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发展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形成与扩展取决于基于非利益的共通伦理规范或普通价值观（如道德、信仰等）的社会信任。　　总之，公民社会就是一种文明社会，作为社会资本形式的社会信任则直接地促进现代公民社会这一文明社会的健康发展与繁荣。由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所孕育、塑造、构成的公民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直接地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繁荣。公民精神不仅是促进现代公民社会形成与维系的一种“精神的框架”，也是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繁荣的一股强大精神动力。　　2.社会资本间接地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现代公民社会发展与繁荣的基础，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即它基于文化因素而产生或本身就是文化因素）通过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间接地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繁荣。社会资本对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社会资本直接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福山认为作为社会资本主要形式的社会信任能降低经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从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他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认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呈负相关的关系，即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其社会资本弱，则开展经济活动所需的物质资本就多；反之，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其社会资本强，则开展经济活动所需的物质资本就少。也就是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即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能够通过降低或节约交易成本而大大提高经济行为者的经济效率与效益。福山强调：“一个社会能够开创什么样的工商经济，和它们的社会资本息息相关，假如同一个企业里的员工都因为遵循共通伦理规范，而对彼此发展出高度的信任，那么企业在此社会中的经营成本就比较低廉，这类社会比较能够井然有序地创新开发，因为高信任感容许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产生”，而“反观人们彼此不信任的社会，企业运作只能靠正式的规章和制度，而规章制度的由来则需经过谈判、认可、法制化、执行的程序，有时候还需配合强制的手段。以种种法律措施来取代信任，必然造成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上升。如果一个社会内部普遍存在不信任感，就好比所有形态的经济活动课征税负，而高信任度社会则不须负担此类税负。”　　福山进一步认为社会信任不仅会影响一国的工业结构，而且会影响一国的企业规模，从而决定该国的经济繁荣，影响该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福山研究了各国的工业结构（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在整体经济里的分布，以及个别公司的组织方式等）后发现，在社会信任度不同的国家里，企业的规模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一国社会信任度的高低与该国经济规模的大小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他说：“尽管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还有很多，譬如租税政策、反托拉斯制度，以及其他形态的法规等等，但是拥有充足社会资本的高信任度的社会（如德国、日本、美国），以及创造大规模民营企业组织的能力，两者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联。这三个社会率先发展出大型现代化专业管理的科层制公司组织，至于相对而言，信任度较低的社会，如……法国、意大利，传统上都以家族企业居多，使得现代化专业管理公司姗姗来迟，甚至永远无法诞生。”也就是说，在社会中存在的人与人之间高度的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能促进一国大规模企业的产生与快速发展，从而提升该国在国际上的总体竞争力，促进该国经济的繁荣。普特南也认为社会资本的其他主要形式，如社会规范与社会网络也能促进经济的繁荣。他说：“公民参与的规范和网络有助于经济繁荣，反过来，经济繁荣又加强了这些规范和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