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真名士,自风流——汤一介引读〈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世说新语》是一部以散文、杂感、小说、笔记等形式反映汉末到东晋文人学士、名臣大吏、骚人墨客等人物生活的集子。这部书一直为研究魏晋时期的历史、语言、文学、哲学的学者所重视，特别是研究“魏晋玄学”的学者必读的书。据《宋书》说，刘义庆年轻时喜欢骑马乘车东游西逛，后来渐渐感到“世路艰难”，就不再骑马乘车，转而召集一些文人学士到他家做客，共同完成了《世说新语》这部书。刘孝标对《世说新语》的“注”，也为我们留下了从东汉到南朝时期的许多宝贵的史料。《世说新语》虽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中有若干“条”故事，但每条故事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还有重复的地方，所说的故事往往是来源于其他的书。鲁迅认为，此书原名《世说》，后来由于《汉书·艺文志》已录有《世说》名目的书，因此在“世说”后加上“新语”二字，以与《汉书·艺文志》中的《世说》相区别。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将魏晋时期的短篇小说故事分为“志人”（记述人物的故事书）和“志怪”（记述神仙、鬼怪故事）。他说：“志人”小说故事是指“记人间事”。这种“记人间事”的短文，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但多半用以说明某种道理（喻道）或评论政事（论政）。然而《世说新语》则主要是为“赏心而作”，它“远实用而近娱乐”，读起来很有兴味，让人“赏心悦目”。所以美学家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这就是说，《世说新语》能以极细腻生动的细节，毫无顾忌地展现出汉末至晋宋间，社会的大变动所带来的思想感情上的大解放，以及士大夫（名士、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所欣赏的生活方式，所执着的人生态度，所赞美的言谈举止，等等。这都和两汉风气大异其趣，而呈现出崭新的时代风貌。 “竹林七贤”故事的形成 在东晋以前，在各种史书、杂著中虽记有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王戎等等之间的交往，却无“竹林七贤”的故事。戴逵《竹林七贤论》中有一条记载说，由于“竹林七贤”故事在社会上流传起来了，“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庾爰之曾问他的伯父庾亮是否真有这样的事。庾亮说，在西晋时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竹林七贤”的故事，到东晋以后才忽然出现的，大概是好事者编出来的吧！）可见“竹林七贤”的故事在西晋时尚无，到了东晋时才出现，庾亮已指出“竹林七贤”的故事大概是虚构的。《世说新语·伤逝》“王濬冲为尚书令”条注中也引有上面戴逵的那段话。 “竹林七贤”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中见于《任诞》篇：“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 竹林七贤’。”孙盛《魏氏春秋》中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中，把魏晋名士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竹林名士”所列就是“七贤”阮籍、嵇康等七人，袁宏作完《名士传》，把它送给谢安看（谢安也是一位大名士，而且是大官，官到“太傅”），谢安笑着向袁宏说：这些故事曾是我和大家说西晋时的故事，开开玩笑说的而已，没想到袁宏把它当真写成书。可见东晋时的一些名士也并没把“竹林七贤”故事当真。据陈寅恪考证，“竹林七贤”故事大概是先有“七贤”之说，因为据说《论语》的作者有七人，有这样一个“七”的数目，所以到汉朝也很注重此类数字游戏，因此会有“三君”“八厨”“八及”等等名目，这无非是名士之间的相互标榜，到两晋后有所谓的“格义”，就又把佛教以外的书来比附某些佛教的思想观念。一直到东晋初年，才又把印度佛教的“竹林”（指释迦牟尼曾居“竹林”）故事加于“七贤”之上。到东晋中叶以后就有袁宏的《竹林名士传》、戴逵的《竹林七贤论》以及孙盛的《魏氏春秋》等等，把“七贤”展开成为“竹林七贤”故事。 陈寅恪对“竹林七贤”故事的考证是很有意思的。据各史书、笔记、小说、杂著可知，阮籍、嵇康、山涛当时确常往来，《世说新语·贤媛》：“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向秀别传》有：“（秀）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阮咸为阮籍的侄子，阮籍对儿子阮浑说：“阮咸已经加入我们这一伙，你就别加入了。”王戎常和阮籍一起喝酒，时常喝得大醉。刘伶澹默少言，“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著《酒德颂》一篇”这些记载，大概不会全是虚构的。七人或因性格、风貌、行事多有相似之处（如不守礼法、均嗜酒），都相互熟悉，故归为一类而形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