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的黑狗:抑郁症以及人类深层心理现象的分析

　　试图研究某人的性格，却从未与此人谋面，精神科医生就必然要冒许多风险。发挥专业能力时，精神科医生解读他人性格的能力无人能及，就算声称自己比多数人更能洞悉人心中私密的想法，也绝不为过。但是，在研究已经过世的人时，他那超群的能力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因为他对人的洞悉只能从诊疗室中得来。此时，他只能像历史学家一样，必须依靠手边的文字记录做出判断。在分析患者的时候，精神科医生能够观察患者的反应，考察患者自知力增强而引起的变化，以此来判断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起初，精神科医生对患者行为和性格的解读也许是错误的，或是不全面的，但随着分析过程的推进和医患双方的互动，这些错误会逐渐得到修正，真相也会逐渐明朗。一旦失去了这种反复评估的过程，试图研究伟人生平的精神科医生就难免做出过度推论，其结果就像许多所谓的精神分析传记一样，既不是好的传记，也不是好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和布利特（Bullitt）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糟糕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本章中，我对丘吉尔的性格提出了一些假设，窃以为颇有事实依据，但这个研究领域非常复杂，极有可能犯错，因此我只能将其作为试探性的解读。尽管丘吉尔在自传中（尤其是在《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中）提供了许多细节，但这些细节对精神科医生来说却不堪大用。因为丘吉尔不太关心任何人的内心活动，包括他自己的；甚至，还有可能**个跳出来怒斥本书胡说八道。此外，正如C.P.斯诺在《千面之人》（Variety of Men）一书中所说，丘吉尔的性情“异乎寻常，难以捉摸”。对于他言行和政坛生涯的记载数不胜数，但能揭示其内心生活的为数甚少。丘吉尔算得上是一名艺术家，不论是在写作还是绘画方面，他都有着不错的造诣。但与许多艺术家不同，他并不会时时省思自己的内心，也不关注自身的动机。诚然，若非如此，他必定难以取得那样的成就，因为内省是自我怀疑的共犯，也是行动的大敌。　　时至今日，温斯顿·丘吉尔依然备受尊崇。许多像我们一样听过他1940年演讲的人都相信，自己能免于纳粹暴政的奴役，全都归功于丘吉尔过人的魄力；不但如此，世界上的许多人都将丘吉尔视为一个象征，视为勇气的化身。但丘吉尔也是肉体凡胎，有着与我们所有人相同的需要、本能、希望和恐惧。对于一个伟人来说，揭示其人性的一面，指出他与旁人一样有着缺陷和不足，并非一种亵渎。尽管丘吉尔出身贵胄，位高权重，但他早年屡遭不顺，并且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抗争。如果没有这些逆境，他可能会过上更幸福、更平凡、更安定的生活，但也不会如此伟大了。若他真是一个温顺平和的人，他就无法鼓舞英国人民的斗志。　　1940年，英国危如累卵，换作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领袖，恐怕都会宣布我们已经一败涂地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少政治领袖的看家本领。即使他们将在选举中落败，或者倡导的政策徒劳无功，不到*后一刻，他们依然会向支持者鼓吹希望。在1940年，任何政治领袖都可以在满心绝望之时以爱国之名振臂高呼，但只有饱尝过绝望之苦，能够直面惨淡逆境的人才能在此时怀有坚定的信念。这样的人，知晓如何在绝境中发现希望、奋勇前进；在身陷重围、强敌环伺之际，他的斗志反而燃烧得更为旺盛。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用发自肺腑的呐喊，呼唤人民心中的抗争精神，在1940年那个动荡不安的夏天支撑着我们。丘吉尔就是这样的人：终其一生，他都在与自身的绝望斗争，因此他能告诉别人，绝望并非不可战胜。　　正如他的先祖，**代马尔博罗公爵一样，温斯顿·丘吉尔也患有抑郁症，其病症迁延日久，反复发作。如果不能考虑到这层关键的事实，我们就无法理解他的性格。他把抑郁症叫作“黑狗”——能专门为此起一个昵称，说明抑郁症的确如影随形。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丘吉尔克服了抑郁症；但年老力衰再加上脑血管的萎缩让他在晚年与抑郁症的对抗中渐落下风。在疾病缠身的人生*后五年里，丘吉尔的意志已被抑郁症消磨殆尽，以至于他的医生莫兰勋爵e（Lord Moran）在其回忆录中放弃了对他这五年时光的记录。活到90岁高龄对丘吉尔来说无异于一种残酷的命运，因为他在早年间制服的“黑狗”*终击溃了他的斗志。　　当然，丘吉尔并非唯一罹患复发性抑郁症的伟人。歌德（Goethe）也有着近似抑郁症的性情，舒曼（Schumann）、雨果·沃尔夫（Hugo Wolf）、路德（Luther）、托尔斯泰（Tolstoy）等人同样如此。伟大的成就与抑郁的性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还需进一步的探究，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抑郁就是一根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