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全二册)

　　在这方面，社会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谁要借助发展得较完善的科学的威望指明，所有这一切在那里都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遗传学家注意果蝇或噬菌体并非是由于它们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它们之所以受到关注，只不过是因为，人们发现它们能够为解决诸多遗传问题提供重要的材料。把先进的领域与落后的领域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社会学的情形大致也是如此。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移民、陌生人、小群体、选举决定或工业公司的社会组织等问题的社会学家，不一定是因为这些问题有某种内在的价值才这么做的。相反，社会学家选择它们，可能是因为它们能展示这样一些问题，如边缘人、参照群体的行为、从众的社会过程、典型差异的根源、汇集在一起的个人决策中的社会决定因素，等等，而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如果根据某个论题的表面而用常识对其加以评价，并以此为依据指责它无足轻重，那么就难以认识到，理性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寻找对抓住问题的实质有重要意义的材料。如果我们想更好地理解社会从众的种类和根源，更好地理解不一致的社会根源，我们就必须考虑在其中能对它们进行*深入探讨的具体情况的类型。这并不意味着要受某个特定的对象的约束，而是意味着要回答诸如以下这些问题：如果在实验室中临时聚集起一个小型的、公认非天然的耦合群体，对其可以进行详细的观察，那么，作为社会过程的从众的哪些方面能够*有效地在这里得到观察？从众的哪些方面能够在已确定的官僚制组织中得到更恰当的研究？哪些方面需要对不同社会的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对每一种社会问题都是如此，例如：权威的形式，权力转变为权威和权威转变为权力的条件，对特定的社会中社会制度可变化范围的限制，自拆台角和自我实现的文化授权过程，等等。　　如果我们问如何评价社会学问题（而不是研究的对象）的意义，那么我认为，社会学家还没有找到比马克斯??韦伯等人用价值关系这个概念所作的回答更好的答案。正是这个问题对于人的价值观的现实意义，以及人们对社会结构的作用及其变化的困惑等，吸引了人们的兴趣和忠诚。事实上，这种不精确的标准太宽松了，从而为看起来有着同样的综合性价值体系的社会学家对（与真实性和有效性不同的）某项社会学研究的价值进行不同评价，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例如，参照群体行为问题的意义，源于这种渐进的认识：人的行为、态度和忠诚并非始终如一地由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归属状态决定的，这种认识至少从马克思那时起就已经为社会学家所熟悉，但他们并没有对其进行彻底的探讨。人们对他们自己群体以外的群体的固定的选择，为调节他们现有的社会地位的影响与他们的行为的关系提供了规范的参考框架，通过对这一简单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深入探讨，使人感到困惑的行为的不一致，就变得不那么令人困惑了。　　简而言之，各国社会学中对所谓许多社会学工作无足轻重的指责，并不像人们理解的那样是不言而喻的。这往往是由于，人们错误地把所选择的（对社会界的人没有什么内在意义的）研究对象，与有助于澄清某个重要的社会学问题之对象的重要价值联系起来了。我设想，我这么说不会被误解。我的意思并不是指，与其说17世纪的物理学中不存在无价值的研究，莫如说在当代社会学中不存在真正无价值的研究。正相反，我们的社会学杂志在其*初的50年间像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学报》在其*初的50年间（姑且只追踪到这里）一样，可能有大量很有权威的人写的没有什么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严格的意义上而并非从修辞的意义上讲，是无足轻重的：它们无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对今天社会学中所谓无足轻重的研究的指责，是直接针对所有类的研究的，这仅仅是因为它们所考察的对象并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