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悲歌:996正在毁掉美国梦

引　言 疲于工作的国家 1973 年的圣诞节刚过 3 天，一群工作者放下工具，拒绝工作。他们起草了一份申诉和需求清单，将其递交给了管理层。他们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全周无休，*终达到了身体的极限。带头闹事的叫威廉·波格（William Pogue），他对自己和同事所承担的日程安排感到懊恼。“我们真是已经被逼到墙角了！”他说。“没有时间做任何心理准备……我们无法再继续做这些专业的工作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独臂的贴壁纸工人，试图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工作”。 波格的故事很容易被认为是锈带钢厂里发生过的一起典型劳资冲突。毕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成千上万的工人也曾抱怨过工作强度的提升、技术创新和不公平的生产任务，并因感到筋疲力尽而放下工作。但是波格却是一个绕着地球不停旋转的人。他和他的两位宇航员同伴在美国的**个宇宙空间站“天空实验室”进行了为期 6 周的工作——这是当时持续时间*长的一次载人航天飞行；而后，他们对太阳和科胡特克彗星进行了不间断的观测和大量的医学测试，拍摄了地球的技术照片，并且完成了 4 次危险的太空行走。 “我们的日程表太满了，”波格上校后来写道，“我们忙了一整天。尽管太空的景色非常壮观，但这项工作却令人感到厌烦和乏味。” 此前，这些宇航员都不曾去过太空，由于没有足够的适应时间，波格开始呕吐。机组人员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症状，决定不向任务控制中心报告此事。然而，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休斯敦方面正在监听、监视宇航员们的谈话，并将在之后严惩他们保守秘密的行为。*终因为种种管理细节，怨愤的情绪不断积累，他们与地球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敌对。 **指挥官杰里·卡尔（Jerry Carr）是空间站中的 3 名宇航员之一，他强调了地球上的老板那些不合理的命令。“如果在地球上，我认为没人指望我们工作 85 天，每天工作长达 16 个小时，所以我真的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里做这样的尝试。”这几名宇航员后来得到了脾气暴躁的名声，但其实他们的抱怨与今天许多工作者的抱怨并无二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休息，”卡尔说，“我们需要一张不那么繁忙的日程表。我们不想在饭后还要继续做实验。我们需要自己控制工作节奏。” 然后，他关掉了无线电通信设备。 宇航员们没按计划工作，而是休息了一天，以示反抗。他们停止了飞船维护、自我监控和各种实验。这是**次在太空中发生的罢工。休斯敦中心有的受了。扳动一下开关，地面管理人员的命令瞬间就被切断了，宇航员们决定自己发布指令，哪怕只能获得一天的平静。考虑到他们与地面人员之间关系的性质，地面人员别无选择，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宇航员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社会学家称之为“结构性力量”。罢工后不久，他们协商决定减少工作量，进一步优化日程安排，并对任务规划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休斯敦给出个人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但宇航员可以自己计划如何完成。波格被同事形容为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据说，*后几周的工作任务令人异常愉快，宇航员终于有时间“研究太阳、身后的地球以及人类自身”。 *初的报告将宇航员们的反抗归因为无精打采或抑郁。但是，波格纠正了这种说法。1985 年，他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说，这次飞行使他“更认同需要对其他人、其他宇航员施以人文关怀”。“我试着把自己当作人类，而不是像机器一样运行。”6 周后，当他们返回地球时，宇航员们像英雄般受到了欢迎。尽管没有法律禁止在太空罢工，但与美国国内罢工不同，这 3 名宇航员面临着*严厉的纪律处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禁止他们再飞到平流层之外。 没有证据表明太空实验室里发生的罢工对星际劳动关系有任何持久影响，而且据我们所知，它仍然是历史上唯一有组织的地外太空停工事件。40 多年前的小插曲，能给予正处于当代困境中的我们一些启示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很难代表美国的劳工。然而，他们表达了对长时间工作、监控和糟糕的日程安排的担忧，几十年后，这些问题仍在各类工作者中引发着共鸣。过度工作是一种新常态，数百万美国人感受着时间的压力。学校的教师越来越多地从事兼职工作以维持生计，不仅是在暑假。过去 20 年，制造业开始复兴，尤其是在南方，这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在汽车工厂的工作时间不断延长，而汽车行业过去曾被视为通过停工、谈判等集体行动英勇地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行业。甚至那些现在工作时间*短的人群，也增加了工作时间。强制加班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那些不受加班工资规定限制的工作者中。还有一些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士和首席执行官，他们经常每周工作 60 到 70 小时，在过度工作的美国人中位居榜首。 关于各类职业长时间紧张工作的报道长篇累牍，这说明过度工作的人群具有一种共同特征：他们是不得不在新的雇佣现实下工作的一群人。再强调一次，并不是所有的过度工作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被设计出来的。对于大多数的专业技术人士和管理者而言，虽然工作时间相对*长，但对个人时间的控制权也更高。与那些被迫从事无休止工作的普通工作者相比，他们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通常捍卫长时间工作的正当性，因为这样做足够有利可图，还可以依赖其他人24 小时不间断地做苦活为其服务。 因此，如果仅专注于过度工作本身，只会让我们管中窥豹。除了长时间工作之外，工作者还需忍受不规则和不可预知的工作时间安排，日程表会随着雇主的心血来潮而不断改变。还有大量所谓的非自愿失业者，他们不断地谋职，却找不到足够的工作时间以维持生存。以零售业员工、快餐业员工、家庭健康护理员以及其他 80% 的小时工为例，他们的工作时间表是非典型的或可变的。他们的工作时间频繁地被削减或延长，以至于他们即使无法仅靠一份工作度日，但又发现几乎不可能同时做两份工作。 还有零工经济从业者，他们的时间远不像“做自己的老板”这句格言所暗示的那样，更需要随时待命。我们也不应忘记，由于婴儿潮一代广泛负债、缺乏储蓄，许多美国人“再就业”的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甚至延续至暮年。此外，再加上那些长时间工作者，那些工作日程不稳定的，还有那些为你派送午夜线上订单的，你会发现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劳动力已经不再从事我们认为的“典型”工作日工作了。 过度工作、不稳定的日程安排和缺乏足够的时间，这三个特点决定了当代工作相互矛盾的时间性特征，特别是对于低工资工作者来说。通过综合考虑不同侧面，我们看到了劳动力的根本性分化。有的人总是干一份工作，有的人则争先恐后地争夺着下一份工作，还有一些人花了很多时间只是为了能找到更多的工作，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而非单一地全面延长工作时间。相反，我们之间劳动时间再分配的不平等性，反映了正在不断加深的经济不安全和社会不平等。 当 2020 年冬季新冠病毒袭击美国时，这种不平等得到了更明显的表现，当时正值本书付印之际。尽管那时我的研究已经完成，但危机前几周的情况表明，它正在加深先前存在的不平等，刚好反映了我观察到的运行模式。白领专业人士中的许多人能够远程工作，努力跟上要求苛刻的工作节奏，在许多情况下，每周至少还要增加额外的40 个小时用于照顾孩子。其他人在抗疫前线也经历了类似冲突。护士被禁止休假，退休医生被要求重返工作岗位，急救人员被强制轮班。杂货店店员、仓库管理员和送货员以及低薪保安，他们的工作都没有提供任何缓冲以渡过艰难时期，他们冒着极大的健康风险继续工作。然而，他们仍旧是幸运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计一夜之间蒸发殆尽，大规模的裁员和创纪录的失业救济申请表明。即使是全职工作者也变得岌岌可危，因为他们只能靠劳动维持生存。 当这个国家蹒跚着走向一场将与大萧条相匹敌的危机时，很明显，经济灾难达到的深度却是美国特有的。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行动以稳定就业，向那些被关闭的行业的工作者支付工资。但是，美国的失业制度需要严格遵从盘根错节的官僚制度，再加上漫长的等待，才能给予工作者保障。更糟糕的是，大多数失业的美国人也同时失去了医疗保障。只有通过几十次零星的反抗，那些仍有工作的人才能体验到安全的环境，使他们能够更安全、更安心地工作。 情况不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