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心理.家庭治疗概论:原著第九版

**章 采用家庭关系框架 家庭远不只是一个彼此分享着特定的物理和心理空间的多个个体的集合。尽管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家庭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具有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被看作一个自然的、可持续的社会系统（system）。其具有以下属性： ● 有一套自己发展出来的规则。 ● 成员有很多被分配和认定的角色。 ● 是一个有组织的权力结构。 ● 外显或内隐的复杂沟通形式。 ● 有许多协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使得家庭可以有效地完成各种任务。 处于这种微文化之中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深刻的和多层次的。他们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共享的历史、内化观念、对世界的假设及目标感之上。在这一系统中，个体之间被强有力的、持久的、交互的和多代的情绪依恋及忠诚感联结在一起。成员之间的情绪依恋和忠诚可能在强度和心理距离上随时间波动，但是仍会持续存在于家庭的生命全程。 每一个家庭系统本身都嵌套于社区以及整个社会。它形成于历史上某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并进一步被各种相互关联的现象塑造着，如民族、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在该国的代际、移民身份、性取向、宗教信仰、成员的身心健康、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价值观和信仰体系。 所有这些因素和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系统的发展、信念、可接受行为的标准、应对正常的发展性挑战和意外危机时的灵活程度，以及一般的跨时间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在开始讨论这些影响之前，我们需要检视几个描述大多数家庭系统的基本观点。 家庭系统：基本概念 所有的家庭都会创造新成员并使他们社会化。尽管大多数家庭*终会给这些成员自主权，也不期望他们直到成年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他们一生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家庭的力量在于，即便由于距离的隔绝甚至是死亡，家庭成员之间可能会分离，但是家庭的影响仍然存在（Kaye，1985）。即使是某个家庭成员短暂地或长久地感受到了对家庭的疏离感，他也不能真正地舍弃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就算父母离婚了，他们也可能继续抚养孩子，所以前一段婚姻依然获得承认，被称为“前配偶”（McGoldrick & Shibusawa，2012）。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和兄弟姐妹的关系可能是*长久的承诺关系（Cicirelli，1995）。 正如麦戈德里克、卡特和加西亚-普雷托（McGoldrick，Carter， & Garcia-Preto，2010）所指出的，家庭服从于特定的限制。一家公司可能会开除一个被认为无能的员工，一个员工也可能会因为不喜欢公司的结构或价值观而辞职。但来自家庭成员身份的压力几乎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便是对于那些移居到离原生家庭很远的地方的成员来说也是如此。此外，非家庭系统的成员离开的时候一般能被取代，但家庭成员是不可取代的。比如，假设一个家长离开了或去世了，另一个人被带进这个家庭填补家长的角色，但是这个替代者不管付出了多少卓有成效的努力，也永远不可能完全代替离开的家长与其他成员之间个人的和情感的联结。 家庭的成长与改变，以及组成家庭的个体的成长与改变，是同时发生的。理解家庭成员的互动对于任何修复性或预防性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Nichols & Pace-Nichols，2000）。在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成员发展个体同一性，但是仍保持对家庭集体的依附。这反过来让家庭自身保持一种发展的同一性或集体意象。这些家庭成员不会孤立地生存，而是彼此依赖—不仅仅是为了金钱、食物、衣物和住所，还为了爱、情感、相互的承诺、陪伴、社会化、对长久关系的期待和其他无形的需求的满足。他们通过一代代讲述和重述家庭“故事”来延续其历史，以此来确保家庭的延续感并塑造成员对未来的期待。为了让家庭成功发挥其功能，家庭成员需要适应各个家庭成员不断变化的需求和需要，以及来自更广的亲属网络、社区和社会不断变化的期待（DeGenova，Stinnett，& Stinnett，2011）。 除了作为一个系统而生存，一个功能良好的家庭会鼓励每个成员实现其个体的潜能—允许他们自由地探索和自我发现，与此同时还会保护他们，让他们获得安全感。 Constantine（1986）区分了两类家庭系统，分别称为“有能力的”和“无能力的”。前者能够平衡作为一个家庭单元的系统需求，以及同时促进所有成员的个体利益。有能力的家庭会创造一些流程来满足成员之间相冲突的利益。Constantine认为，如果一个家庭什么都不做，或者以牺牲特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它就是无能力的，通常表现出不稳定的、僵化的或混乱的家庭模式。 不幸的是，一些家庭会因为外部或内部的压力（贫穷、移居到未掌握语言技能或未能理解不熟悉的习俗的国家、严重的健康问题、法律问题、无法预见的事故）而枯竭，以致可能需要社区支持。特别是那些接受社会援助的低保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在接受社区支持后，他们或许可以增加成功和自给自足的机会。Pigott和Monaco（2004）是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综合服务中心的社区工作者。他们描述了贫穷和居住在不安全的社区、面积不足的房子里会使人衰弱的现象。这些家庭通常由一个独身的家长带领，或者有两个长期离家或者需要工作很长时间的家长，兄弟姐妹很少，和祖父母的联系也少，家庭会感到被孤立或被挫败。他们需要社会网络（卫生医疗设施、课后辅导、娱乐中心、图书馆、社区机构）。如果这些家庭能够参与这样的社会系统，他们的孤独感会减少，也更有可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照料，过上质量更高的生活。 当代家庭：多元视角 在传统上，进入一个家庭系统的入口只会在出生、收养或结婚的时候开启。但是除了法律上已婚的异性恋伴侣及其孩子，当今的家庭形式还包括其他承诺关系的家庭类型（McGoldrick & Carter，2010）。在每一类型的家庭结构内，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也更复杂，包括早婚或晚婚、异族通婚、寄养家庭、非正式亲属收养、社会阶级地位等。总的来说，在21世纪，我们在全面定义家庭时必须抛开传统思维，纳入那些即便没有法律许可或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选择以亲属关系共度余生的人。 谈论典型的美国家庭已不再现实，因为当代生活充满了有不同居住安排、生活方式和组织模式的家庭。正如戈登堡夫妇（Goldenberg & Goldenberg，2002）所观察到的， 一幅理想的、怀旧的美国核心家庭画像描绘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白人家庭。这一家庭住在郊区，父亲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母亲全职在家—当孩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母亲总是有空的。父母双方都致力于抚养孩子，共度余生。孩子在附近的学校上学，周日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去教堂。祖父母健在，有很多的钱，也很支持他们。（p.10） 如今，大多数人不仅不熟悉这种对于完整（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描述，甚至怀疑它是否存在过（Coontz，1992）。在过去，尽管离婚并不常见，但是家庭通常会由于其中一位家长的早逝或被挣钱养家的人所抛弃而瓦解。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再婚、将孩子放到亲戚处、寄养照顾和变成孤儿等变化。因此，尽管有关于家庭生活的理想画面，但是有一段时间，美国人的生活也存在不能在完整家庭中成长的风险（Walsh，2012b）。 正如Coontz（2005）所观察到的，婚姻和完整的家庭生活或许可以被视为由社会创造出来的。其*早的形式产生于早期社会的男女劳动分工，而后起了确保家庭生存并有效运转的作用，因为男女被分配了具有合作性和互补性不同的角色。而今天的职业机会、女性权利的发展、婚姻作为两人永久结合更具弹性的承诺，以及对于婚姻中的爱和亲密感的更高期待，已经改变了人们对于婚姻的期待。现在，我们对于家庭生活的看法得到极大扩展，这主要源于工作的母亲、单亲家庭、双职工家庭、长期未婚同居伴侣、有孩子的未婚伴侣、重组家庭、领养家庭以及有或没有孩子一起生活的同性伴侣所带来的可见的影响。近年来，就连我们对于亲属关系本身的感觉，也已经变得越来越多样了，正如高离婚率和高再婚率所提示的那样（Diderich，2008）。 正如我们对于家庭如何形成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对于家庭生活结构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将转而讨论家庭的结构。 家庭结构 家庭通常会发展出特定的基本结构特征和互动模式，用于对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做出反应。这些基于共同的假设和家庭叙事，并决定了家庭适应及应对生活改变和挑战的方式。 基本结构特征 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型的，适应良好的还是适应不良的，有效组织的还是混乱组织的，已婚的还是承诺的人生伴侣（有孩子或没有孩子）；不管成功与否，家庭都会试图尽*大可能将自己组织成一个功能良好或有能力的集体。该集体可以满足家庭共同的需求和目标，但又不会持续地或从系统上阻止某个成员去满足其个人的需求和目标（Kantor & Lehr，1975）。为了促进这一凝聚过程的发生，一个家庭通常会发展出用于规划和分配成员的角色和功能的规则。那些一起住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成员，无论时间长短，都会发展出可重复的和他们喜欢的协商及安排生活的模式。 即便处于家庭危机中或成员间有严重的冲突，家庭通常也会抗拒改变，并会陷入集体性的努力，来重建熟悉的互动模式。无论以何种组成形式[如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或重组家庭（step family）]以及*终是否能成功，所有家庭都应致力于促进家庭成员间的积极关系，关注家庭成员的个人需求，并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对发展性的或成熟所伴随的改变（如孩子离开家庭），以及计划外的或未预期的危机（调职或失业、离婚、关键成员离世、突如其来的急性病）。有时候，家庭会重新组织以发展出自身特殊的方式来适应生活的挑战。 家庭互动模式 家庭通常会表现出稳定的、协作的、有目的的和重复出现的互动序列模式。这些模式多半不会被外人注意到，通常很少明说，也不是总能得到家庭成员的理解。特别是家庭成员之间的非言语交互模式代表了一些微妙的、间接互动过程。这种互动传递了家庭的规则和功能，监管着能被家庭所接受和容忍的行为范围（比如，儿子不在父亲说话前说话，而父亲只有在母亲说话后才轮到他说话）。这样模式化的互动是大家共同参与的、高度可预测的交互模式，由所有家庭成员在那个当下共同做出。然而在这个互动中，每个参与者都感到自己不得不扮演一个已精心排练过的角色，不管其是否喜欢。 米纽钦等人（Minuchin，Lee，& Simon，1996）用以下这个易于理解的例子来解释这一点。 家庭成员之间互补性的结构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协商、妥协、重新安排和竞争。这些互动通常是看不见的，不仅因为环境和主题是不断变化的，还因为它们通常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谁来递糖？谁用地图查看方向？谁选择电影和换频道？谁该给出回应、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这是家庭巩固其关系的黏合剂。（p.30） 共享的家庭仪式—节假日庆祝活动、施洗礼仪式、坚信礼、受戒仪式、毕业典礼、婚礼、葬礼、守夜—都是正在进行的家庭互动模式的组成部分，能帮助确保家庭的认同和延续性。仪式是象征性的行动，能帮助家庭适应变化，而不会在应对生活转折的时候反抗它，这样能再次确认团体的整体性。这些仪式将家庭成员带到过去，提供家庭的历史感和根基感，同时提示着未来的家庭互动。参与仪式不仅将成员与家庭系统相连接，也将其与更广的社区和文化相连接（Imber-Black，2010）。 家庭叙事和假设 家庭是意义的创造者（Constantine，1986），而我们每个人对于现实由什么构成的判断也与家庭（及文化）传递经验时的信念和故事有关（Becvar，2000）。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家庭塑造并帮助个体建立对于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而持久的假设。因此，我们对于所遭遇的事件和情况赋予的意义和理解都植根于家庭所在的社会、文化和过往经历（Anderson，Burney，& Levin，1999）。专栏1.1旨在帮助你理解治疗师可能会如何开始思考家庭叙事的重要性。 家庭所叙述的故事有助于解释其结构及互动模式，或者表明其结构和互动模式的合理性。不管家庭成员间有什么差异或不一致，成为其成员的核心在于对一系列长久的假设或共享的对于家庭本身及其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建构的接纳和信念。这些建构通常受限于对该社会阶层的期待和限制，影响隶属于该阶层的成员思考在他们的一生中什么是可能的、可接受的、可想象的或可获得的。因此，语言和对话在人类如何认识世界以及他们如何解释或理解其后续经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些家庭通常会将世界看作值得信任的、有序的、可预测的和可控的；他们可能会将自己看作有竞争力的，会鼓励成员提出个人意见，并对于作为一个团体来应对生活感到自在，可能还会感到挑战也是令人享受的。其他家庭会将它们的环境知觉为有威胁的、不稳定的，也因此是不可预测的和有潜在危险的。在他们的观念里，外部世界看起来令人困惑，有时是混乱的，所以他们会绑定到一起，坚持得到所有成员对于所有问题的一致看法，以此保护他们免受侵犯或威胁。因此，家庭所发展出的关于自己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的历史，受到社会阶层期待的影响，并且会对其功能运转有强大的影响。 个体及其家庭应对生活的特殊方式不是基于一些对于现实的客观或“真实”的看法，而是基于家庭的社会建构—个体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创造并延续了那些无法被挑战的对现实的看法，而且可能会一代代传递下去。这些看法可能会成为障碍物或限制—家庭出于其信念和价值观而安置在自己身上的限制—阻止成员看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或者看到其他的行为选择。这些家庭的成员通常会构建一些理念来解释为什么不喜欢的行为能得以持续，以及他们为什么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带着它继续生活（Atwood，1997）。 在后现代（postmodern）的观点中，“真实”的现实是不存在的，被家庭称为现实的东西，是经由家庭成员集体认同的、通过基于关系和可生成的语言和知识而创造出来的一套建构。正如我们会在本书中阐述的，后现代的观点强烈影响着许多家庭治疗师如何看待家庭生活（获取知识的社会基础），以及这些治疗师如何与家庭合作来产生新的可能且共同构建其他的叙事（Gerson，2010；White，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