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epidemics and colonial anxieties

可以预料的是，殖民统治危险重重。被殖民者会反抗，但是以什么形式反抗、何时何地反抗，永远是不确定的。谣言很容易演变成恐慌，而且通常是殖民者内部的恐慌导致殖民地政府实施干预。恐慌可能被殖民者利用，将非法入侵的土地上建立的私人“公司”扩张成正式的合法殖民政府。恐慌也要求建立这样一个政府，以便在危机出现时，相比个人倡导或请愿，能做出更高效的反应。殖民政府的成立又进一步使殖民边疆上不确定的地区更加稳固，迫使本土居民由独立自主的个体沦为殖民政府的臣民。①恐慌还 可能产生种族化的影响。虽然根据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早期人道主义者和殖民者所谓的人道主义准则，东开普省的科萨族（Xhosa）和纳塔尔省的祖鲁族（Zulu）已经被改造成了多变的“可教化”族群，恐慌事例及其叙述却帮助殖民者强化和宣传了不可教化的原住民的反人道主义行为。通过对邻近的黑人族群引发的焦虑的表述，殖民当局将种族差异观念具体化，并在更广阔的殖民地范围中传播。② **个案例发生在 19 世纪 40 年代，讲述了对这一时期科萨族突袭开普殖民地东部边疆的恐慌，英国殖民者促使当局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殖民管理措施并加强内部的种族化。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大萧条时期，受土地和新的发展前景的诱惑，大约 4000 名英国移民来到了东开普殖民地。这些移民*初在一些科萨小酋长国的边境上建立起定居点，但经常受到原住民的威胁。在几次边境战争中，许多人流离失所，但并未被击败。当科萨酋长联盟在 1834 年攻入殖民地，试图夺回失去的土地时，这个殖民者定居点就成为头号攻击目标。24 名定居者在**次袭击中丧生。到 1836 年底，殖民势力发动的焦土作战迫使科萨人投降。开普殖民地的总督，来自英国的本杰明·德班爵士（Sir Benjamin D??Urban）宣布，将更多原属科萨人的土地划归为殖民当局所有，并和原来吞并的土地相连，改名为阿德莱德女王省（Queen Adelaide Province），并将科萨人驱逐出去，以示惩戒和威慑。但定居点的安宁只是昙花一现。这在《格雷厄姆斯敦日报》（Grahamstown Journal，GTJ）编辑罗伯特·戈登顿（Robert Godlonton）的文章中*能体现出来。 废除奴隶贸易取得胜利后，传教士和人道主义者的影响力高涨，他们还试图说服英国政府归还被征用的土地，戈登顿的文章传达了定居者们的普遍愤怒。但大都市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科萨人对定居者发动攻击是走投无路下的*后一搏，而不是所谓的天性野蛮。殖民政府（不情愿地）把他们视为独立的民族，通过条约和外交“管理”他们，这一切都由东开普新省督安德烈斯·斯托克恩斯特（Andries Stockenström）全权负责。① 从 19 世 纪 30 年 代 末 到 40 年 代 ，《格 雷 厄 姆 斯 敦 日 报》在 很 大 程 度上——甚至可能是精心策划——加剧了殖民者的恐慌。它报道了一系列关于科萨人犯下的卑劣行径：偷盗仓库、抢劫，甚至谋杀无辜的殖民者。把殖民者的“掠夺”行为美化成殖民者对科萨人的人道主义努力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非常危险。通过对“斯托克恩斯特条约体系”缺乏安全保障的不断抱怨以及对某些事件的危言耸听的报道（边境居民似乎每天都暴露在危险之中，实际上并无死亡），《格雷厄姆斯敦日报》将边疆地区危险化：遭受着“ 无 可 救 药 ”的 科 萨 族 的“ 恐 怖 威 胁 ”。② 约 翰·加 尔 布 雷 斯（John S.Galbraith）指出，就连总督德班“都认为《格雷厄姆斯敦日报》是谣言的温床。这些谣言恶化了气氛，使争取和平更加艰难，甚至使和平难以达成”。1835年，德班观察到：“格雷厄姆斯敦处处充满恐慌，不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幻想，这些故事一旦被编造出来，就不胫而走，迅速传播。”③ 我将在下文回到东开普省的恐慌事件中，但现在让我们将视线拉到 30年后毗邻东开普省的纳塔尔殖民地，初次一看，这里是完全不同的定居者恐慌。 纳塔尔的恐慌开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末，当时殖民地的报纸大肆报道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和德班（Durban）的非洲男子袭击白人妇女，到处人心惶惶。①尽管缺乏证据，尚未定罪，恐慌仍然不断升级，直到 1872年才平息。诺曼·埃瑟林顿（Norman Etherington）指出，“指控威胁的证词”主要来自“白人男性，他们自称是白人妇女的代言人，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女性出庭证明自己遭受性侵是不得体的，是败坏名声的”②。除了一个本身也是含糊其辞的案件外，这些白人男性提供的证据难以令人信服： 1872 年 5 月，一个彼得马里茨堡的妇女说，她一直感觉有个黑影潜伏在附近，但警察去追时立马就消失了。1873 年 2 月，一个营业到很晚的店主说他听到女儿卧室里有动静，就跑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发现一扇原先锁着的窗户被撬开了，后来看到一个裸体的黑人男子迅速逃窜到灌木丛中。1874 年 5 月，一个女人走在街上被陌生男子摸了一下，之后男人立马跑开了。《目击者》（Witness）的编辑认为这些证据足够让当局专门成立一个治安委员会来协助警方。③ 每一场南部非洲的恐慌通常被视为有明确空间界限的事件，某个恐慌事件对应某个定居点，取决于特定环境及特定时间中定居者与土著居民的关系。但我认为，与其他恐慌事件一样，在跨帝国主义视角下研究这两个案例可能收获更丰硕的成果。在“空间转向”的启发下，在近来关于帝国的许多文献中，这一概念已经奠定了基础。 *近关于帝国的学术研究发现了多个边界交叉点，超越地理单元限制，英国史、帝国史、地区研究和前殖民地史这些以前相互独立的领域之间都建立了联系。殖民地史的空间研究与历时研究一样重要。在编写历史时，为了获得更广阔的视角，人们常常用比较法来摆脱单一空间单位的限制。通过比较法我们能够识别空间的相似之处和差异，但*近的研究关注点转移到了相互转化的联系上，这些联系有助于构建互相关联的场所。①“积极、具体、精确的历史联系的作用”，而不是“相似性”或“差异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②比 较 历 史 的 观 点 倾 向 于 割 裂 地 看 待 空 间 和 场 所 ，近 来 多 琳·玛 西（Doreen Massey）对此提出了批评。在比较历史的观点中，场所被看作是离散、有界的实体，就像放在桌子上的台球，桌和球的整体代表了空间。③“台球桌”和特定的场所，即排列在桌面上的“台球”是被割裂来看待的。而在玛西对空间和场所的相对概念中，“台球”和“桌子”之间的区别，场所和空间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一般而言，具体场所和空间是由相同的运动和关系构成的。 通过网络化方式，这种相对的空间和地点概念逐渐渗透到帝国史研究之中。网络化，既是描述性又是分析性工具，允许各种规模的节点存在，从个体到传教站或实验室等机构空间，再到如城镇、城市、地区和国家等大型空间。历史学家感兴趣的现象可以看作是结合现实和想象的路径，以文本或视觉形式在这些节点间进行的资本流动，人员、物体或有机体的移动，以及思想交流。④如果能够超越殖民领土的范畴，追溯这两起恐慌事件的因果关系和传播网络，则可以从不同视角来看待东开普省和纳塔尔省的恐慌。 在这个阶段，来往于开普省和英国间的船只构成了帝国的通信线路。《格雷厄姆斯敦日报》的大量报道跨越大洋抵达伦敦，《泰晤士报》等都市报又对其内容进行提取，组成自己的殖民地事务报道（这一点通常被否认）。戈登顿等编辑和与其通信交谈的殖民者们充分意识到言辞在塑造大都市舆论方面的作用，这些殖民者向他们传达了边境上“野蛮人”突发奇想的放纵所引发的恐慌。他们利用这种传播渠道，希望影响国内舆论和政策倒向殖民者一边。① 然而，在表现定居者的恐慌和科萨人的野蛮时，这些英国移民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他们需要说服大都市的观察者们加强军事保护并*终征服科萨。另一方面，如果要吸引更多的移民和国内投资，确保其物质生活，他们又需要为该地区的安全提供保障。1841年，《边疆时报》（The Frontier Times）就抨击了“那些夸大其词或不实陈述的人，会误导远方的人认为我们一直处于危险和恐怖状态”，他们的陈述将吓退开普省海岸的“资本和移民”。②在殖民者为打算移民的英国人提供的指南中，殖民者传播恐慌而导致的问题就清楚地呈现出来。《殖民地杂志和东印度评论》（Colonial Magazine and East India Review）中，澳大利亚原住民被描述为“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他们是地球上*胆小的懦夫”，而科萨人却被描述为注定遭受“*严厉的灭绝”，鲜有潜在移民会喜欢在抵达新家园时遇到这个族群。③ 然而，19 世纪 40 年代，大多数殖民者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条约体系，收回阿德莱德女王省，呼吁英国扩大殖民地的驻军规模。无论如何，许多殖民者都很清楚，较大规模的驻军本身就能带来物质利益，弥补延迟的移民。①1838 年，《泰晤士报》发表了从《格雷厄姆斯敦日报》收集到的关于斯托克恩斯特条约体系对跨边境贸易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更不用说保障英国移民的安全，该报以开普省为例更广泛地阐述了所有涉及国家贸易的利益都要牢牢掌握在殖民政府的手中。②随着与边境农民进行贸易的伦敦商人加入抗议的队伍中，新任殖民大臣被说服罢免这个条约体系坚定的捍卫者、省督斯托克恩斯特的职务，理由是他“不受欢迎”。尽管新省督不信任格雷厄姆斯敦的殖民者——他们“对卡菲尔族（the Kaffirs）的土地有着强烈的渴望”，前任总督与科萨人的和平条约还是在 1840 年被打破，殖民者再次越过边境取回“ 被 偷 的 牛 ”。 然 后 ，在 1844 年 ，新 任 总 督 佩 雷 格 林·梅 特 兰 爵 士（SirPeregrine Maitland）带着伦敦的新指示抵达开普省，斯托克恩斯特的政策随之被彻底废除。梅特兰认同戈登顿的看法，认为殖民者们正面临着“无穷无尽的麻烦”，“在殖民地边疆，谋杀和抢劫频发”。③在殖民者的施压下，针对殖民地上发生的一次小争端，梅特兰下达了*后通牒，由此也引发了 1846年至 1847 年的边境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阿德莱德女王省被永久吞并。英属卡夫拉里亚（British Kaffraria）殖民地在 1847 年建立，西斯凯（Ciskeian）地区的科萨人被迫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④ 在纳塔尔这个案例中，强奸恐慌并没有促使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利益重新调整以实现进一步的殖民扩张，而是创造了巩固这个新生殖民国家的机会。在殖民社会，黑人和亚洲男性对白人女性的性威胁所引发的道德恐慌和政治影响已被广泛报道。①乔克·麦卡洛克（Jock McCulloch）在罗得西亚（Rhodesia）案中表明，对非洲男子强奸白人妇女的恐慌激起了国家反应，进一步巩固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界限，维护了殖民者特权。它们起到了重申白人男子对白人妇女身体和公民权利的唯一合法地位的作用。在 20 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这种“恐慌既是白人身份建构问题的一种表现，也是白人身份实现的一种手段”②。 在埃瑟林顿的分析中，纳塔尔恐慌由两个因素引起：一是少数白人群体建立的脆弱的殖民统治面临日益凸显的威胁；另一个是更直接的触发因素，即对非洲实行的一夫多妻制婚姻制度征税。报纸和立法议会对征税都展开了热烈讨论，宣传这样一种观念：非洲男人的“巨大欲望”会因为对一夫多妻的限制而受挫，他们可能会从白人中寻找发泄出口。立法议会“在颁布新婚姻法规的同时”，“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强奸白人女性的黑人男子必须受到严惩”。正如埃瑟林顿所写的那样，“这个法案，是在殖民者对性侵行为的焦虑达到顶峰前通过的，所以可以推测，媒体和立法议会的讨论是殖民者恐慌的原因，而不是结果”③。 但是，埃瑟林顿也注意到，触发这一事件的背景还包括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重构了纳塔尔和该地区内外其他地点的联系。与强奸恐慌同期的还有金伯利（Kimberley）钻石矿的巨大吸引力：不但有大笔投资不断 流 入 —— 塞 西 尔·罗 德 斯（Cecil Rhodes）等 人 通 过 伦 敦 的 阿 西 纳 姆（Athenaeum）俱乐部的人脉网络筹集资金，还有大量移民劳工流入。这些劳工被酋长送到这里来挖矿，后者用挣来的钱购买武器。广泛的移民劳工网络逐渐将纳塔尔的游牧经济与金伯利地区的新工业经济更充分地结合起来，因此，当地移民雇主发现他们对当地非洲男性劳动力的依赖急剧上升。不仅如此，在新殖民社会中寻求同化的大量“科尔瓦”（Kholwa）基督徒皈依者也成了商品农业的有力竞争者。这些经过重组的在空间上延展的工业资本和移民劳工网络重新定位了纳塔尔的政治经济，并给殖民者在殖民地享有的特权和集权统治带来了新的威胁，加剧了 19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强奸恐慌。 在恐慌的影响下，定居者更加支持巩固殖民国家的统治，而在过去，许多定居者更偏向与殖民国家保持一定距离。这种恐慌促使殖民政府成为殖民定居点安全的一种保障。纳塔尔省总督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SirTheophilus Shepstone），也是*高长官，在其制定的“谢普斯通体系”中认为，务必组织警力专门负责“居民区和主要道路上的巡逻，以便及时发现和制止非洲人的不良行为，防止他们在雇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四处游荡，以减少*近频频听闻的暴行的诱因和可乘之机，为打击边界和乡镇以外的各种犯罪做贡献”①。在许多方面，纳塔尔的强奸恐慌与重建时期美国南部的强奸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滥用私刑是一致的。这些也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白人对从属的、被压迫的非裔美国人的控制力明显减弱。 纳塔尔省的恐慌在对兰加里巴莱尔（Langalibalele）酋长实施极为残忍的公开惩罚和羞辱之后平息了下来。兰加里巴莱尔酋长之前拒绝交出利用移民劳工在金伯利矿上做工挣来的枪支。埃瑟林顿认为，“虽然很难证明对兰加里巴莱尔酋长的羞辱和惩罚与美国南部迪克西州（Dixie，南方诸州的别称）采用私刑一样，起到了宣泄情绪的作用，但强奸恐慌在 1874 年后的确迅速减少了”②。对非洲男性侵犯白人女性的恐慌也产生同样的影响：呼吁殖民政府加强对殖民地事务的干涉和监管；需要时可以进行干预，巩固白人特权的政府，即使以牺牲定居者习惯的自由为代价。但是，有人认为这种恐慌的影响包括恐慌的原因，不仅仅是纯粹地方力量的结果，还是跨帝国和跨区域资本及劳动力流动网络重组的产物。在本书中可以看到恐慌的起因和影响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其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