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知识

**章 引言 知识的寻求 获取知识现在可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即便是很难的问题也只需要敲几下键盘就能获得答案。我们个人的记忆、知觉与推理能力可以毫不费力地由很久之前的朋友或专家来检验。如果过往的几代人依然在世，他们也一定会为我们所能获取的书籍数量之巨大而无比惊讶。 然而，这些新的优势并不能使我们避开一个古老的问题：如果知识如此容易获得，那么单纯的意见也是，而我们很难分辨哪些是真正的知识，哪些只不过是一些意见。譬如，看起来值得信任的网站也许并不客观公正，享誉世界的权威也可能受某些证据的误导而走向错误的方向，幻觉还会扭曲我们自认为看到或记得的事情。因此，那些初看起来像是知识的东西，也有可能*后被证明并非真的知识。考虑到这项探究的困难，我们不免怀疑真正的知识究竟是什么样的。知识究竟是什么？在认为某物为真与真正知道它为真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我们究竟如何能获得知识？ 这些问题都非常古老，而且有一个专门的哲学分支来回答它们—知识论（epistemology），几千年来一直是较为活跃的哲学主题。某些核心的问题历经千年的思考仍然亘古常新：知识与真理的关系是什么？视觉和听觉这样的感觉提供知识的方式是否与抽象推理提供知识的方式相同？为了确定知道某件事情，是否需要具备证成该项主张的能力？有的研究课题则是近来才涌现的，主要是根据某些人性、语言和心灵上的新发现。譬如，知识与意见的对立是否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一般而言，“知道”这个词总是指称相同的对象吗？还是说它在法庭辩论中指称意义重大的事实，而在公交车站的随意交谈中指代无足轻重的东西？从自然的直觉上看，我们对于他人所知的东西究竟拥有怎样的印象？这些印象又告诉了我们多少关于知识本身的东西？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在对知识的探究中发掘出了许多费解的谜题与悖论。他们同时也创造性地发展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本书将首先回顾知识论历史上的这些重要进展，而后就将引向这一领域在当代的核心论争。以下我们先从回顾知识的一些特征开始，这很容易激发哲学上的好奇心。 知识与认知者 知识常被勾画为某种自由流动的客观资源：知识被认为储存在数据库与图书馆里，通过“知识经济”—有时也被称为“信息驱动的商业”—发生交换。如许多资源一样，知识可以是为了多重目的而被获取与应用，也可能会丢失—有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但是，知识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要远远比水或黄金那样的资源与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即使人类的感性生活在某一灾难中被完全抹杀，黄金仍然可以继续存在。然而，知识是否能持续存在下去，却不能不依赖于认知者的存在。 知识还很容易被等同于事实，但并非所有事实都是知识。设想一下，晃动一只装有一枚硬币的密封纸箱， 当你放下纸箱，其中硬币的两面之中必有一面朝上：我们把这称作一个事实。但只要还没有人打开过纸箱，这个事实就仍不为人所知；它就还不是一项知识。此外，仅仅通过写下来，事实也不会由此变为知识。假设你在一张纸上写下：“这枚硬币正面朝上”，而在另一张纸上写“这枚硬币背面朝上”，那么这两张纸上所写的总有一个是事实，但你仍然不会知道究竟硬币的哪一面是朝上的。所以，知识所要求的乃从主体的一方通达事实的某种方式。只要不考虑如何通达事实，则不论图书馆或数据库里保存的是什么，它们都不会是知识，而只不过是一些墨水符号或电子印记。就任何已知的知识而言，对事实的通达有可能专属或不专属于个人：同一个事实或许只是由某个人所知道，而并不为他人所知。普通的知识或许能够被多人分享，但绝没有任何知识空荡荡地摇晃而不从属于任何主体。与水或黄金不同的是，知识永远从属于认知者。 更确切地说，知识总是从属于某些个体或群体：群体的知识或许会超越其中个体成员的知识。有时一个群体知道某个事实，只是因为该群体的所有成员都知道了这个事实（“乐队知道音乐会晚上八点钟开始”）。但有时我们也会说，乐队知道如何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全篇，即便其中的个体成员仅仅知道他们自己所负责演奏的部分。又或者说，某个流氓国家知道如何发射搭载核弹头的导弹，即便这个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控制这一发射所需要的哪怕一半信息。群体可以以极具创造性（或破坏性）的方式组合其成员的知识。 那么，是否存在超越人类个体与群体的知识？我们是否有必要讨论非人类的动物的知识？或者， 假如有上帝的话，还有上帝的知识？这些问题极有可能把我们推向生物学和神学上的艰难论争。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知识论学者都从简单的范例出发，即某个个人（譬如你自己）的知识。这种知识将会是本书关注的焦点。这里所关心的意义上的知识，即个人与事实之间的关联。即便我们把关注点限制到某一个认知者与某一个所知的事实上，描述这种关联仍然非常有挑战性。对你来说， 知道某件事情，而非仅仅相信它，是什么意思？ 发现差异 如果要寻求真正的知识与一般的信念之间的差异，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能确信这里真的有某种差异。考虑一下这样的观点：知识与意见之间没什么真正的区别。倘若“知识”不过是我们贴在精英态度上的标签呢？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许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研究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知识，或是某个首席执行官对他的企业的思考也是知识；而在历史上的其他时代或世界上其他地域，大祭司的教义或部落长者的意见也可以是这种意义上的知识。与此相一致的是，弱者或处于劣势的人们持有的观点却被看作迷信或误解。按照这种犬儒主义的理论，某个观点究竟是知识还是仅仅作为意见，取决于持有观点的人究竟是领袖精英还是竞争的失败者，而无关乎这一观点本身及其与实在的关系。 把知识看作地位的标签，也并非全无道理。“知识”肯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标签，说某种态度是知识，就意味着它高于许多其他态度。而且，知识与权力之间也的确存在着很强的双向关联：权力通常会使人具备一些优势，有助于获取知识；而知识也能帮助人们攫取权力。我们对知识的判断甚至也常常会受到某些偏见的影响，这些偏见通常也正是来自所评价对象的社会地位。但犬儒主义理论所主张的要远远超过这些，即权力与知识总是携手并进，或者说人们通常认为两者密不可分—犬儒主义主张知识只不过是对权力的感知，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犬儒主义理论试图解释“知识”一词的实际使用，但它没有把握住某些相关事实。首先，它低估了人们对抗有权者观点的能力：即便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也不能免于怀疑和挑战。或者更一般地说，即便我们很有可能会视有权者为有知者，我们也依然会在真正的知识与仅仅看似有知识之间识别出区分的界限。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其中曾经被认为是有知识的专家，结果却被证明是错了。其次，它也没有抓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知识的方式。“知道”这个动词并不只是**的专家或领袖人物才能用得上，它在英语中是十个*常用的动词之一。通常我们描述看到的、听到的和回忆起来的事情，都是默认用这个动词。例如，你知道昨天晚上吃了什么，也知道谁赢得了*近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更知道你现在是不是穿着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