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对于一个反对自然法的律师来说，这个挑战尤其严峻。是否还存在别的选择？德国人在立法时极为审慎，他们投入大量心力在程序的精密与形式性上。对法实证主义者来说，这引发了具挑战性的问题：否认犹太人与其他少数族裔具有基本权的《纽伦堡种族法》是“法律”吗？犹太人真的丧失了所有权利吗？或者，除了已制定的德国法外，是否仍存在着一套法律与道德权利能让《纽伦堡种族法》的受害者主张并寻求执行？这些问题的答案既无定论而且纷乱，也无法令自然法或实定法支持者感到安心。事实上，在德国与纳粹占领的欧洲，纳粹的受害者并没有法律权利——当然也得不到法律救济。犹太人与他们的支持者敦促那些在德国仍具权力或影响力的人——宗教、道德、经济、军事、外交或其他部门——采取道德行动来拯救犹太人。然而这些诉求全都失败，因为利己的实际考量更为急迫。　　*后，在自然法应该要发挥功用的战时，它却几乎未曾阻止纳粹对实定法的滥用。虽然在传统上，天主教会一直是超验而神圣的自然法*明确的阐释者，但作为机构的教廷，却鲜少以自然法命令去反对纳粹的法律。教宗未能担负起道德领袖的重任。梵蒂冈报纸《罗马观察报》驻柏林通讯记者在采访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Ⅻ）时，问他是否不会对犹太人种族灭绝一事提出抗议，据说教宗这样回答：“亲爱的朋友，不要忘了有数百万天主教徒服役于德军。我该让他们陷入良知冲突吗？”　　对于那些从根本上违反了法律与道德的人，如果自然法与道德的重要喉舌不认为让他们陷入“良知冲突”是自己的职责，他还有什么角色可以担当？（顺便一提，对于那些支持妇女堕胎权或同性伴侣同居权的天主教立法者，教廷倒是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推入“良知冲突”中。）如果自然法的角色不在于制衡那些诸如纳粹法律的野蛮行为，它的功能还能是什么？天主教会的失灵不只在于被动的沉默。它还主动参与严重悖逆自然法的行为，包括雇用纳粹安排给德国天主教机构的奴工。自然法的失灵，尤其是神圣自然法的失灵，无法轻易地用一句“人们不该期望自然法可以在危机或紧急的时刻发挥作用”一笔带过。这些时刻，正是自然法*该主张自身位阶优于人类法的时候。　　有人为教宗辩护，他们指出某些具实用性质的关切，例如阻止共产主义获胜、维护教会财产，乃至保护神职人员的生命。然而自然法与道德的价值，正在于它不作成本效益分析或不同于情境伦理学。然而，这正是人们为已进入封圣**阶段的教宗庇护十二世所作的辩护。封圣庇护十二世，无异于向未来的世代宣布，在面对不道德时权宜地保持沉默可以得到奖赏——即便是在危机过后的数十年——而奖掖这种行为的，竟是自然法的支持者。有些人认为，虽然上述这个与自然法有关的特定事例未能合乎自然法严苛而不容妥协的标准，但这并不表示自然法作为一个理想概念已经破产。然而这些认为自然法可以牵制实定法的人至少必须证明，自然法曾经在人类灵魂遭受试炼的时刻发挥作用才行。可惜的是，人类的经验似乎无法支持他们的看法。　　像犹太人遭受大屠杀这样的事件所引发的问题，与其说是和法律来源有关，不如说是和法律适用范围、权力与效果有关。我认为在德国国内经由“正当”立法程序制定的《纽伦堡种族法》，违反了实定的国际法与人类道德规范。所有文明国家莫不一致谴责纳粹以德国法为名所做的一切（虽然没有什么国家采取实际行动）。直到战争结束，纳粹领导人在纽伦堡被审判后，各国才一再强调它们崇高的国际法与道德观。　　不过，如果世界各国一致同意，杀害犹太人、奴役黑人或吃小孩是可允许的，那该怎么办？这是否足以使之成为“法律”，并剥夺受害者的任何权利？受害者可以引用什么样的权威来源？战后的纽伦堡大审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它承认并施行了一套人类设计的基本规则，用以超越个别国家的实定法。这项努力在概念与实务上都相当困难，特别是“新”实定法要回溯适用到先前已经施行的法律上。虽然如此，它还是造成了改变。现在已经有一些关于违反国际实定法的审判与有罪判决出现，其中不乏被告行动完全符合自己国内实定法的例子。因此，纽伦堡大审站在法律与道德连续体的两端。纳粹掌权期间在纽伦堡制定的法律，战后即在纽伦堡受到审判。在战胜国位阶较高的实定法压制下，原初的纽伦堡法毫无辩解的余地，而这件案子也成了全世界共同的实定法判决先例。虽然这个判例难以执行，但国际人权的世界已与一个世纪前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