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琐语

致语一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说，古本《水浒传》的每一章回前面是有“致语”的，只是后来在郭勋刊刻时被删去了。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发凡”说，这些“致语”中有“灯花婆婆”等故事。所谓“致语”，大概就是过去说书人演出开始时所说的一些话，权当每回故事前的引子。我听单田芳、田连元诸先生所讲评书，已经是没有“致语”的了，倒是近年郭德纲的一些单口相声和评书里恢复了一些旧观。 我的这些文章是一面写在博客里，一面利用音频传播的，顺序是先有文稿再有音频，算是自己做节目。做节目的过程中我也会讲一些“致语”，发表一些观点，有些是涉及关键问题的，有些只是闲话，总的来说，是我读《水浒》时不断产生的新想法。现在回看起来，这些想法中，有一些仍有保存价值，是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的，我撮要记录在这里，算是本书的篇前“致语”。 如果让我来推荐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给大家读，我会推荐《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封神演义》和《三侠五义》六种。前四种胜在叙事，《封神》胜在情节，《三侠五义》兼而有之，只不过叙事的格局远远不如《水浒》和《红楼》那么宏大。在这六部书里，《红楼梦》我读得*多，《水浒传》在其次，但论到讲评，还是《水浒传》更为适合。一则这部书的格局大，可以阐释的角度多；二则这部书的读者多，大家对于它的情节都有基本了解。 但正因如此，市面上解读《水浒传》的书已经有很多，有些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但另一些——我不客气地讲，只是哗众取宠而已。诚然，我不能保证我对《水浒传》的解读一定是正确的，但我可以确定，我的路径是端正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认知，观点可以商榷，但是方法必须严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书，试图用索隐的办法，找到《水浒》中的蛛丝马迹，把它解释成为一部充斥着阴谋、权术乃至为官之道的书。我不否认，文学研究中可以有“一家之言”，但“一家之言”得以成立的前提是遵从学术的规范和原则。 所以在说《水浒》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简单点说，它是一部有一定历史依据，而由文学家创作出来的书。说《水浒》有历史依据，是因为它的故事在《大宋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就能看到影子，而且在《水浒传》产生之前已经有大量的水浒题材戏剧出现。所以《水浒传》里的人名，很多在上述文字资料中已经出现了，因此我们对这部分人名没有做深度解读的必要；但是作者原创的一些名字，我们确实应该加以深入分析。此外如智取生辰纲、坐楼杀惜等故事情节，也是之前的水浒戏中既有的。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作者如何设计情节，这些情节又怎样地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而不应该纠结于故事本身是否应该存在。 当然，《水浒传》中也有很多原创情节，比如《大宋宣和遗事》里只说“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完全没有对鲁智深性格的刻画；林冲只是运送花石纲的十二个指使之一，并没有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迹；而武松杀嫂、石秀“杀山”等故事都是在前代文学中找不到演化痕迹的，很有可能出于作者的独立创作。而元剧里的李逵吟诗、燕青博鱼、五虎下山则在今本《水浒传》中完全不见了踪影。所以，《水浒传》终究是一本文人参与程度很高的小说，我们分析它的时候也应该从文学本身出发，而不必像研究《三国志演义》一样将很多注意力投放在故事的演进历程上。比如我们讨论为什么孙立、孙新屈居地煞，解珍、解宝位列天罡的时候必须从情节出发，而不能只说《大宋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人赞》里没有孙新的名字——这当然不是主要原因，否则作者只需要调换人物的名字就可以了。 此外，受限于作者的能力，《水浒》不可能真如金圣叹所说“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在小说的前七十回中要完整刻俩出一百零八个英雄人物何其之难，而且又有武松、宋江等重要人物的场次需要集中安排（所谓“武十回”“宋十回”等等），作者不可能简省他们的章回，只得让小说里的人物都来凑数才能完成这个一百零八人的构架。而这些用来凑数的人物，不是形象单薄，就是安排牵强。今人往往觉得武松故事里的施恩和张青、孙二娘夫妇，以及鲁智深故事里的周通，卢俊义故事里的蔡福、蔡庆都不够做“好汉”的资格，那是以现代文学的目光批评当时文学。但对于作者而言，大概也只能如此处理。另外，作者受限于他的时代，难免有着一些与现代人格格不入的价值取向，因此塑造出来的人物，往往会让现代读者感觉难以理解。我们不能基于现代人的眼光与经验揣测小说人物，否则必定方凿圆枘，枉费心力。例如作者物化女性，仇视爱情，所以他笔下的好汉大多没有女色上的勾当，而远离女色也被视为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李逵监督宋江，不许他将扈三娘据为己有；听到宋江强占刘太公女儿的谣言，便气得砍倒忠义堂前的杏黄旗。凡此种种，自然就是出于上述原因。写宋江冷落阎婆惜，也是作者将宋江理想化的一种方式。不能因为他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