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的赠礼

**部分 拜占庭与西方 1 歧路揖别处 你若去意大利旅行，便会发现拜占庭仿佛近在咫尺。而当你走进美术馆、博物馆，特别是教堂时，这一点点距离也悄然而必然地消失了。在这些地方，拜占庭如薄雾一般绕在你身旁，掩盖了那些德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声音。比如坐落在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Basilica di San Marco），便是在拜占庭工匠的帮助下，仿照君士坦丁堡损毁已久的圣使徒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所建，并点缀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得到的战利品。又比如拉文纳（Ravenna）的圣维塔莱教堂（Church of San Vitale），教堂里那幅著名的镶嵌画上，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和他的妻子—艳名远播、出身风尘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带着各自的随从，目光平静地穿过15 码的后殿注视着对方，已有1400多年之久。 欧洲*有生气的拜占庭遗迹在意大利，意大利*有生气的拜占庭遗迹在拉文纳。今天的威尼斯确实更有拜占庭的感觉，但它代表的是更晚的时代，而且无论如何，威尼斯的拜占庭风格也基本是抢来的或复制来的，而拉文纳的拜占庭风格则是原生的。早在威尼斯城打下**根桩之前，拉文纳就已建成。拉文纳城四周的沼泽环境使其比罗马更容易防御，它在中世纪初成了拜占庭政府在意大利的首府。 然后野蛮人——汪达尔人、哥特人等——便汹汹而至，夺取了权力，造成了我们熟知的“罗马的陷落”。6世纪中叶，查士丁尼决心光复沦陷的土地，并对意大利和西罗马帝国的其他故地进行了残酷而艰苦的征服。漫长的战争结束后，他建立了圣维塔莱教堂以庆祝胜利。 出圣维塔莱教堂只需走几分钟，有一座圣阿波利纳雷教堂（Basilica di Sant’Apollinare Nuovo），教堂中的镶嵌画向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信息，这个信息与皇帝夫妇和他们随从的那种平静、坚定的目光截然不同。圣阿波利纳雷教堂由东哥特国王、政治家狄奥多里克大王（Theoderic the Great）在查士丁尼即位前所建，比圣维塔莱教堂早了一代人的时光。画中描绘了哥特人进入罗马世界时*意气风发的一幕。两幅马赛克镶嵌画在教堂那长长的内墙上南北相对：南面的是拉文纳的城市全景及狄奥多里克大王的宫殿，北面的则展现了附近克拉赛港（Classis）的景色。 南墙的城市风景画上曾经有哥特人的肖像，包括狄奥多里克的阿马尔家族（Amal）及其他贵族成员。查士丁尼收复这里之后，如同他们煞费苦心地把哥特人从意大利彻底根绝一样，拜占庭人撬下了这些描绘哥特人形象的马赛克，换上了其他马赛克。今天的游客很容易就能找出那些斑驳的区域，后来镶嵌上去的马赛克与原来的马赛克无法融为一体。在画中宫殿旁边的柱子的边缘，在那些掩盖了原本的哥特人形象的大片覆盖物的边缘，你仍然可以看到几块手指造型的马赛克，由于这些石块在柱子上镶嵌得太精致，难以被拆除，因而在修改中得以保留下来，仿佛*后一批哥特人就藏在柱子后面，等着从覆盖物下一跃而出。在附近的墙上，有一幅似乎曾经是狄奥多里克的肖像，旁边的名字已经被去掉了，代之以查士丁尼的名字。 圣阿波利纳雷教堂反映了当时欧洲的一种普遍状况。当时确实有一种文明，却是一种笨拙的文明，学者称之为“亚罗马”（sub-Roman）：半罗马、半蛮族的文化群体，比如在4—5世纪西方分裂的过程中崛起的哥特人。这些发酵中的小世界是西欧诞生的*早迹象，它们首先出现在此前的罗马殖民地，从西班牙、高卢到德意志，再南下巴尔干，*终进入意大利本土。 然而，哥特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酵时间，作为发酵容器的哥特政权很快就被查士丁尼为收复这里而发动的枉然的战争所毁灭。不仅哥特人承受了苦难，事实上几乎整个半岛都受到了毁坏。本该拯救当地居民的人，却给他们造成了深深的创伤。 并非野蛮人的入侵，而是这场残酷的拜占庭再征服活动造成的浩劫，终结了西方的古代世界。 然而，恰在查士丁尼的再征服之前，狄奥多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充满了乐观的气氛。5世纪早期的西方世界可谓战火频仍、动荡不安。罗马帝国的统治逐渐瓦解后，到来的蛮族与群龙无首的罗马地方精英建立起不稳固的伙伴关系：汪达尔人*终去了非洲，西哥特人待在西班牙，法兰克人停留在高卢。蛮族军队还曾在410年和455年两度进入罗马城。罗马帝国的崩溃，使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的一位基督教主教和作者——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不再关注尘世的情景，转而向他的读者描绘上帝之城，那里一尘不染，坚不可摧，和衰落的罗马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正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西方世界完成了一次转折。 476年，即后世认为的西方的帝国灭亡的年份——其实同时代人对此并不在意。那时帝国权力已经衰微不堪，纵然灭亡也不引人注目。5 世纪的*后十年，拜占庭邀请狄奥多里克——他在君士坦丁堡长大，并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和追随者一起夺取意大利。哥特人与古老的罗马元老院的精英们结成了脆弱的联盟，自命为友善的地方政府，以拜占庭的那位“罗马”皇帝的名义统治意大利。 同时代拜占庭的重要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将狄奥多里克描绘成深孚众望、气质庄严的君主。在他笔下，这个哥特国王“谨慎地主持正义，在可靠的基础上维护法律，保护土地，驱逐四方的蛮族，展现出首屈一指的智慧和男子气概”。尽管狄奥多里克本人“背负僭主之名”，普罗柯比说，“事实上，他和一开始就能显露才能的皇帝一样，堪称一位真正的皇帝”。 普罗柯比的描述，暗示有一些有趣的、模棱两可的因素塑造了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是什么造就了这个蛮族、僭主、国王，甚至是皇帝？拜占庭人和意大利人不久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之后，答案也就莫衷一是了。这种漫长的分离过程—鲜有重大而不可挽回的变故，却满是细微而难以察觉的进程——在拜占庭千年的历史之中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