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变世界

第八章 孔子：企业家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大学》 靳战勇一筹莫展。他是天下汇宝文化传媒的创始人。公司位于中国的工业城市太原，是组织展览和媒体活动的小型企业。由于员工的懈怠和争执，企业受到不良影响，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无计可施。员工间的冲突升级成了全武行。内讧使公司收入停滞不前。而靳战勇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他请来"孔子"做人力资源顾问。 他长这么大，对圣人几乎一无所知。201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经太原当地向圣人学企业管理的企业家介绍，靳战勇了解到了儒学。他开始学习《论语》，定期参加企业家举办的讨论会，从中获得了灵感。他说："儒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教人友善待人、乐于助人、待人如家人。"靳战勇认为，他的公司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如果孔子能指导他的个人生活，也许他也能鼓舞士气低落的员工。 2012年底的一天，靳战勇在例行早会上破例放了一段介绍《论语》的视频。在以后几天里，他每天播放相关视频。然后他开始督促员工阅读儒学文章，设置奖金奖励学得*好的员工。他说："我接受儒学是因为我认为它可以有效地管理员工、提高工作效率。我希望能有效果，但我没把握。我只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靳战勇表示，结果很快就见效了，效果还很显著。员工之间的分歧一下就消失了，他们开始努力工作。靳战勇解释说："员工真的拧成了一股绳。他们开始积极、主动地为公司做贡献。"在他**次放《论语》视频后的三个月内，企业的营业额翻了一番。 太原建筑园林企业如海实业集团创始人卢明宇也见证了孔子创造的奇迹。卢明宇表示，他从童年开始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2005年，他开始让员工学习儒学，除了在早会上讨论，公司每周还邀请专家讲课。他说："儒家思想进入他们的头脑，改变着他们的行为。在我引入儒学之前，员工每天踩点上下班，早晨8点30分上班，下午5点30分下班，一分钟也不愿意多待。现在他们都自愿加班。有时我还得逼着他们下班。"卢明宇认为孔子的话有神奇的力量。2010年，数百名愤怒的工人在工地罢工，卢明宇去见他们。他站在他们面前，领着他们朗诵了《论语》中的几段文字。他说，眨眼间他们就都收起工具回去工作了。 卢明宇说，儒学知识也改善了他的管理方法。他解释说："过去我只关心员工为我赚了多少钱。现在我想的是为员工提供好工作。我把他们当作我的家人，我想照顾他们。我的关注点不是赚钱，而是在精神层面上提高自己和员工。我让员工学习儒学，提高水平，利润就会滚滚而来。"事实确实如此。卢明宇说，孔子不仅营造了更健康的工作环境，还带来了更高的利润。 东亚的企业家经常向孔子学习管理。柳井正是日本迅销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的优衣库休闲衣物连锁店遍布全球各地。柳井正表示，儒家影响着他雇用、提拔员工的方式。他不仅看应聘者的学历和技能，还考虑应聘者的道德品质。柳井正说："在我们公司中，除非你的为人受人尊敬、值得信任，否则不管你多聪明，你也不会有机会。除非应聘者理解我们的企业文化，否则不管他们多聪明，也不会被录用。"孔子的商业价值也引起了西方的关注。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戴尔·卡耐基的经典著作《人性的弱点：如何赢得友谊与影响他人》1936年出版，被奉为销售员的圣经。这本书开篇引用了圣人的名言。你认识的人中有没有你想改变、调整、提高的人呢？很好！卡耐基写道："但是为什么不先从自己做起呢？……孔子说过'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很多亚洲问题观察家认为，孔子对经济和商业的影响远远不止培养几个快乐的员工。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各国相继成为工业强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孔子才是这一地区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源泉。他们认为，孔子为东亚社会打下了快速发展的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东西方批评孔子的人都指责孔子是现代化的主要绊脚石，是亚洲积弱的罪魁祸首。但是，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孔子的地位与东亚的出口、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同步攀升。这一曾经被贬低为东亚衰落罪魁的文化传统又开始被誉为亚洲复兴的功臣。尽管孔子千百年来经历各种世态炎凉，但是他对这种命运大逆转肯定也不适应。 东亚经济的崛起引发了持续至今的现象：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孔子角色的再审视。得益于这种现象，圣人日渐腐朽的身躯又恢复了生机。人们不再将孔子看作是毫无希望的旧时代的古董、残余，也不再认为只有彻底消除他的影响，亚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才能进步。鉴于东亚经济的崛起，儒家的一些思想又重新具有了实际价值。它们似乎能够充当现代化的催化剂，指明通向新黄金时代的道路，恢复东亚的繁荣和国际地位。过去几十年间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认为亚洲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实现现代化、提高竞争力，但是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发展说明亚洲既可以保留传统，又可以富强、进步。亚洲迅速累积的财富树立了本书开篇提到的基肖尔·马布巴尼的文化自信概念：亚洲需要树立这种自信才能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传统。 尽管如此，复兴的儒学已经不再是亚洲帝制时代的儒学。儒家不再注重宫廷仪式、祭祀先帝，他们也不再是痴迷幻想出的古代奇迹的复古主义者。重生的孔子身着西装，边品尝星巴克的卡布奇诺边使用苹果手机。然而在内心中，他还是那个古老的孔子，信奉经久不衰的良治之家、仁的魔力和德治等理念。他是恢复了活力的孔子，能够更轻松地适应新兴的全球化文化。有人认为，亚洲经济强势崛起背后的魔力就隐藏在这种新兴的、集东西方文明大成的文化之中。 新生代儒家甚至可以指点西方一二。东亚抢眼的经济成就促使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剖析该地区的政策、社会模式、首席执行官的管理方法、政府领导和工人，探索本国和自身企业可以借鉴的智慧。研究产生了新观点：儒家和自由企业相结合，构成了新的经济制度--儒家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它比西方施行的制度更为优越。也就是说，东亚对西方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亚当·斯密自由市场学说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提出了儒家式的挑战。这种观点认为，美欧各国要与崛起的亚洲竞争，就必须采用儒家资本主义制度。这种180度大转弯式的分析同样令人惊讶。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东方就认为用西方思想代替儒家思想势在必行；而如今有人却主张西方同样有必要向东方借鉴儒家的某些思想。 孔子在东亚的成功颇具讽刺意味：圣人并未完整论述过经济政策和商业活动理论。与其他关键性问题相同，他只留下了只言片语和对相关问题的概述。然而，他的话足够我们整理形成儒家经济模型。实际上，他留下的思想与现代经济政策和文化属性高度一致，有人认为这推动了东亚的快速发展。 据典籍记载，孔子管理经济的方法从某些方面看属于放任主义。他认为，有道政府等于小政府。臃肿的政府和严重挤压私营企业的政府会过度剥削人民，削弱以促进生产为目的的优惠政策，*终会导致国家贫穷。官员控制市场或主导工业会造成灾难，使财富流向国库，但财富*好留给百姓。政府不应该向人民征收重税，也不应该浪费资源举办奢华的仪式、提高不必要的军事开支或开展其他铺张浪费的活动。君主也不应该为扩军或大兴土木过度使用人力。这种做法只会削弱百姓农耕和养家糊口的能力。 孔子认为政府应该人道，而上述观点则是这一思想的外延。孔子认为，向百姓征收重税是暴政。人民应该有追求家庭福祉的自由，即，应允许人民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儒家管理经济的基本哲学是孔子版的金规则：人民富则君主富；君主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大学》劝说统治者："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在《论语》开篇，圣人就阐明了这一观点。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在和一位爱问问题的学生谈话时扩展了这些观点。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张问孔子。孔子回答："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孔子随后告诫子张清官不应该做什么。孔子说："不戒视成谓之暴。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孔子认为，维护繁荣的局面是所有有道政府的主要责任。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有一次游历卫国时，孔子注意到，当地人口很多。他的一名弟子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富之。"因而国家有责任从国家大局出发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强大的经济也是政治有道的表现。儒家认为，人民温饱，赋税轻薄，人民就会忠诚，实行这种政策的统治者就能扩张霸权，巩固统治。《大学》讲道："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重要的是，儒家认为经济繁荣是提高社会道德的关键的先决条件。统治者让百姓吃饱、住好并为他们提供经济机遇，就能为百姓追求道创造必要条件。百姓一贫如洗、饥肠辘辘，怎么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呢？孟子曾对梁惠王说：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千百年来，孔子的弟子敦促中国的执政者将这些原则应用到他们的经济政策中。这一努力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例如，《论语》记载了鲁哀公和圣人弟子有若的对话。由于收成不好，鲁哀公担心入不敷出。他向有若询问对策。他告诉哀公征收十一税。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答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孟子同样向中国统治者详细论述了低调的紧缩经济政策的优点。他告诉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说："君主坐视人民挣扎、饿死，与杀人犯无异。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孟子继续斥责国王，问道："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中国的执政者常常忽视孔子以及后世弟子的意见。汉武帝穷兵黩武，军费开支越来越高，政府越来越希望增加财政收入。他将盐、铁、酒等原本为商人带来巨额利润的产品纳入官府专营，希望将利润收归国库。通过名称委婉的均输平准法，武帝将国家变成了巨大的必需品贸易商。国家机构低价大批买进谷物和其他食品，然后在其他地方高价卖出，从而为政府攫取巨额利润。 儒家表示不满。汉朝初期伟大的儒家思想家董仲舒谴责汉武帝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使人民贫穷，他建议结束盐铁官营，降低赋税和徭役。董仲舒在奏折中说："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 但是这次董仲舒未能说服武帝，遭人痛恨的政策仍未改变。不过固执的儒家不会放弃。公元前87年，武帝驾崩之后，他们与官员就国家的经济政策展开了热烈辩论。这一辩论读起来很像现代关于政府经济角色的辩论。儒家相当于今天支持自由市场的专家。他们辩称，政府干预会扭曲物价、吓跑私营企业、破坏繁荣的局面。他们重申董仲舒关于结束官营和均输平准法的意见。儒家学者抱怨："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未见输之均也。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儒家辩称，国家不应参与商业经营活动。他们说："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开仁义，毋示以利。" 官员进行反驳，将儒家说成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不理解管理国家的需要。他们说，取消官营、降低赋税将使汉朝无力保卫边境、抵御蛮夷的劫掠，国家参与贸易活动能够保护人民免受市场变化之苦。一位官员嘲笑儒家说，他们破旧的衣服可以说明他们不适合指导国家政策。他说："今举亡而为有，虚而为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遗亡，非立功名之士。" 儒家的敝屣反映了孔子对自由企业的热情有所保留。圣人也许倾向高效的小政府，但是这并不是说他支持完全放任的私营商业活动。孔子向来不信任追逐财富的人，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后世的儒家以及他们对商人、商业的观点。尽管孔子不像古印度哲学家那样主张苦行主义，但他认为贫穷是高贵的，至少他对贫穷抱着恬淡寡欲的接受态度。在孔子眼中，真君子不贪图富贵。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贪图富贵的人即使真想行仁义也不值得信任。圣人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他认为，利润与道德是相悖的，对商的不信任就来源于此。追求富贵的人会背离道德。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这并不代表孔子完全反对经济上的成功。他的言下之意是，只要聚敛财富的同时严于德行，聚敛财富就没有错。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聪明有德之人自然会得到财富。有道之君不仅能为自己带来财富，还能使国家兴旺发达。《大学》提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孔子认为，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道德比实力更加强大。 不过，儒家大都认为中国精英阶层聚敛财富的手段并不光彩。儒家一般不信任商业，认为金融与贸易是末等经济活动，存在危害国家福祉的固有的腐蚀性和危险性。他们认为，商人不事生产，只会买卖他人的血汗成果，从中攫取不当利润。孔子更喜欢倾向农民的经济政策，认为他们是诚实的劳动者，进行生产实物的根本活动。在公元前81年的辩论中，儒家告诉官员："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 儒家对商业的偏见也体现在四民的概念中。如寄生虫一样追逐利润的商人处于这一等级概念的*底层，而士则排在**位；农民是诚实劳动者的典范，排在第二位；工匠靠手艺养家糊口，排在第三位。追求财富的人被视为危害大众利益的敌人；儒家认为，巨富之家是靠压榨百姓得到的财富。这种观点使儒家认为，国家有责任推动经济平等，管理自由企业，防止剥削。 董仲舒在给武帝的重要奏章中将当时的经济弊端归咎于财富集中于少数贪婪而有权力的人手中。他抱怨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小民安得不困？"这就是为什么他以及他之后的很多儒家常常迫切要求采取平均收入措施的原因。董仲舒倾向平均土地的所有制，这种制度可以保证每户农民养家糊口而不被大地主剥削。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在以后的岁月里，儒家还将不断重提这一建议。 儒家也许并未赢得每一场论战，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仍然发挥了重大影响。千百年来，得益于科举制度，管理经济的政府官员满脑子都是圣人的思想，因此他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政府的决策之中。结果出现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小萍所称为的儒家政治经济学。尽管儒家无力打破武帝的官营，但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他们对自由经济的偏好总体上仍然占据了上风。在帝制时代，中国实行的主要是私营市场经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商人和工匠常常可以自由工作。孔子对政府税收和支出政策的影响*为重大。官僚机构多避免对人民征收重税。虽然这种做法也导致了弊端--日益臃肿而又财力不足的政府，但是儒家的原则仍然不失为良策。 不管孔子对中国经济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都是世界上*富庶的国家。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在公元后的大部分时期，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大的经济体。但在19世纪，中国的地位开始快速衰落。麦迪森表示，1820年，中国的产值占世界产值的33%，西欧和美国的产值比重合计为25%。但是到1950年，中国的产值仅为4.6%，而西方的产值则高达近57%。中国不仅在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在经济创新上也远远落后。工业革命使西方迅速富强起来，但是中国几乎未发生工业革命，在20世纪初，中国总体上仍然是农耕社会。中国也未像西方一样建立允许工业家、发明家、企业家大规模利用资本的机构，比如股市、现代企业以及银行。总之，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而中国却仍然原地踏步。 这种现象令人迷惑不解。正如科技领域一样，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都远远领先西欧，然而直到20世纪的*后二十年，中国才发展出较为现代的市场经济。学者们开始问，为什么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但是东方却没有呢？另外，既然世界已经明白了西方资本主义创造奇迹的能力，中国为什么不能有效利用呢？在学者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孔子又开始倒霉了。学者们认为，儒家文化和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也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缺陷。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15年德国出版的《儒教与道教》（后来修改为这个书名）一书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并*终坚持这种观点。在他的这部*为著名的作品中，韦伯指出西欧出现资本主义是因为清教具有促使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精神。韦伯通过观察中国社会得出结论：儒家缺少类似特征，所以中国未发展出资本主义。韦伯辩称，儒家过分注重传统，过于满足现状，致使资本主义不能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茁壮成长。儒家非但不鼓励中国人为了大局改变世界、发展公平的商业关系、学习实用的专业知识，还用枯燥的社会传统以及过时的经济政策将中国人束缚起来，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在东方的发展。 韦伯认为，从儒家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看法中，可以找到儒家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因。他强调，儒家认为人有义务遵守主流社会秩序，坚持传统和自古代流传下来的行为准则。 儒家对和谐和安宁的关注使他们安于现状。结果儒家不鼓励君子寻求、支持变革，而要求他们坚持现状。清教恰恰相反，鼓励西欧人按照上帝的旨意改造不完美的世界，从而刺激了创新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写道："儒家的理性主义意思是理性地对待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思是理性地掌握世界。" 韦伯断定，儒家思想欠缺对来世的憧憬，无法激励中国人打破传统，改变邪恶的世界。儒家不担心得罪上帝、堕入地狱，只关心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则。君子和真正的道德行为无关；一个人只要遵守社会行为习俗就可以成为君子。韦伯嘲笑道："儒家说'我有罪'跟我们说'请你原谅我'一样。"由于缺少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儒家沉湎于世俗事务，包括聚敛财富（似乎与他们的主张相矛盾）。韦伯写道："在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物质财富从未具有这么高的地位，原因在于儒家认为财富的价值是达到道德完美的一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