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面面观

我们不妨先从探讨“英文文学”的界定开始。当然，这里的“英文”应当理解为以英文写作，而非仅限在特威德河以南，或大西洋以东，或是赤道以北地区出版的读物；我们不需要考虑地理条件，这些还是留给政治家吧。然而，即便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是否就能如愿自由了呢？我们是否就能在讨论英文的虚构文学时完全忽略其他语言的作品，特别是法语和俄语作品呢？就影响而言，我们可以忽略它们，因为我们的作家从来没太受到来自各大陆的影响。然而，在这门课程里，我希望尽可能少地论及影响，理由且容后再述。我的论题是特定的某类书籍，以及这类以英文呈现的书籍的方方面面。我们能否忽略它在欧洲大陆上相关的方方面面呢？恐怕未必。在这里，我们要面对一个不那么愉快、不那么“爱国”的现实：没有任何一位英文小说作者伟大如托尔斯泰，换言之，没有英文小说作者做到了那样全面、完整地呈现一个人一生的画卷，不管是日常生活层面，还是宏大史诗的层面；没有英文小说作者曾探究人性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般深刻；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小说作者曾剖析现代意识如马塞尔·普鲁斯特那样成功。在这些巨大的成就面前，我们必须驻足。英文诗歌无所畏惧，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一样。可英文小说就没有这么成功了：在业已面世的作品中，还不曾出现一流的著作。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这一点，那就是犯下了狭隘的地方主义之过。 话说回来，地方主义对写作者来说并无大碍，说不定还有可能成为其创作力的源泉，只有假正经的人和傻瓜才会抱怨笛福是个伦敦佬或托马斯·哈代太土气之类的。可对评论者而言，地方主义就是严重的错误。评论者没有狭隘的权利，那是艺术创作者的特权。他必须拥有广阔的视野，否则就等于一无所有。尽管小说本身拥有创造性作品的特权，评论却不能行使相同的权利，英文小说里有太多“小楼”得到了过度的赞誉，被当作了巍峨“大厦”，以至于已经损害到了英文小说创作本身。随便举四个例子吧：《克兰福德镇》《密德洛西恩监狱》《简·爱》《理查德·费弗洛尔的苦难》。出于种种或个人或乡土情怀的理由，我们可能会喜欢这四部小说。《克兰福德镇》跃动着英格兰中部小城镇的风趣幽默，《密德洛西恩监狱》是屈指可数的几部走出了爱丁堡的苏格兰著作之一，《简·爱》是一个美好却仍未成熟的女子的热烈梦想，《理查德·费弗洛尔的苦难》洋溢着田园牧歌的韵味，闪现着时下流行的机智火花。但这四本书都是“小楼”，并非“大厦”，如果将它们与诸如《战争与和平》的雄伟廊柱或《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壮丽穹顶放在一起，我们就能清楚看到它们的真实面貌，并据此给予它们恰当的尊重。 在这一系列的讲座中，我不会过多提及外国小说，也不会假装自己是外国小说专家，只是受制于职责规范而不得不闭口不言。但我的确希望能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强调它们的伟大，先铸模，再谈论，让我们的主题能在它们的荫蔽之下展开，这样，待到*终回顾时，我们或许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各作品本身真实的光彩。 关于“英文”的界定已经说得太多了。现在该谈谈更重要的一点，“某一或某些时期”的界定。这种以时间划分区间或发展阶段，进而强调影响力和流派的概念，也恰恰是我想要在我们这场简短的考察中予以回避的，我相信《西班牙冷汤》的作者一定能够原谅这一点。在这个课题中，时间将始终被视为我们的敌人。我们要这样看待英文小说作者们：他们不是在裹挟万物而下的时间长河里浮沉，不是处在一不小心就会消失踪迹的危境中，而是全都安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圆形的房间，就像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那样，所有人同时书写着他们的小说。他们坐在那里时想的不是：“我是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我是安妮女王时代的……我承袭的是特罗洛普的传统，我是反阿道司·赫胥黎的……”事实上，在他们看来，手中的笔才更实在。他们醺然沉醉，喜悲随墨水倾注到纸面，他们因创作这一行为而相似。当奥利弗·埃尔顿教授说出“1847年之后，小说的激情便截然不同了”时，没有人明白他的意思。而这便将是我们审视他们的方式——并不完美，但刚好符合我们的能力，它能够保护我们避开一系列危险，伪学问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