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史论从(2017年第一期)

　　《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 总第126期季刊）》：　　今天看来刘锡鸿对西方政体的认识还非常幼稚，但是显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即西洋不同于中国者，简言之，即国主非国家土地之主，人民“各有之”；承办国事者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公议”；政令、财赋不归一人，尊卑等级不严格，商人也能“参国是”。简言之，他已经意识到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迥异，虽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没有也不可能对二者利弊作出评论，但是能点明西方民主政体的特征并将它与中国的专制政体对举比较，仅此已是非常超前而难能可贵了。　　对这段话细加分析，可以推断刘锡鸿已经清楚地看到，洋务运动所宣导的一切其实都是与西方的政体联系在一起的，表面看来只是引进一些西方的器物，无非“坚船利炮”以及进而铺设铁路、开设矿山等等，但是器物层面的背后是制度层面，这些器物只有依托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才能存在，因而它们一旦进入中国并且如洋务派所设想的要发展“制器之器”并扩展开来，势必引起制度层面的变化，威胁到国家的政体安全。洋务运动初起之时恐怕还没有多少人能这样看待问题。李鸿章虽然提出要“变通旧章”，但他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并没有意识到为了火器而“变通旧章”将会引起的制度性的变化。要不要维护中国“政令统于一尊，财赋归诸一人”、“天下一家”的体制？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不可能有人作出否定性的回答，刘锡鸿也不例外，所以他的结论是“夷狄之道未可施中国也”。但是耐人寻味的有两点，一是他并没有否定西方的体制，相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试图尽量借助中国社会中的乡约公所、商人会馆将这种体制解释清楚；二是隐约之间对产生了“坚船利炮”的西方体制给予了优于中国的评价，“非其法较中国为善也”的言外之意岂不是已经承认了西方之法*终导致了国家的强大而“较中国为善”吗？尽管他马上就用‘’‘隋形迥不侔“作了消解。　　刘锡鸿这段议论之后潜在的逻辑就是——洋务一旦开办就不会仅是器物层面的引入，发展下去必将引发体制层面的变革而威胁到大清帝国；反之若要保持中国”数千载“以来”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的体制，就必须拒斥洋务。这是一对不能兼得的”鱼“和”熊掌“，选择前者就造就了洋务派，选择后者就是守旧派。而刘锡鸿的内心就在于在矛盾的两方面难以割舍，作为忠心不二的大清臣子又清楚意识到洋务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当然选择了后者，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坚定地说出”夷狄之道未可施中国“；但是尽管他大声疾呼通过治理”内政无实“来挽救清王朝，却又对内政的无可救药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并不完全拒斥洋务，相反对洋务的极致也就是西人之”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在他后来出使英德时对西方民主的法制法度的考察体认也可以看出来。　　由此看来，刘锡鸿身上并非发生着”一个保守者的思想转变与坚守“，也不是”保守中的趋新“，而是一开始内心就被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控制着。当他执念于清帝国的”夷夏之防“时，保守的一面就膨胀起来；而当他清醒地面对现实时，变革的一面又活跃起来。所以对他的整个思想来说这是一对结构性的矛盾，使他的言论行止中经常出现看似互相矛盾的现象。当然由于他根本的政治立场和官场的处境，更多的时候矛盾中保守的一面占了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