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的全球争论

　　《税收的全球争论》：　　普鲁士税务局的终结　　腓特烈二世死于1786年。继位的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Ⅱ）的首要决定之一是暂停德洛奈的活动，并成立一个修正委员会（Revisions Kommission）。委员会*终的调查结果，主要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变化。**，来自法国的行政官员被解雇，取而代之的是普鲁士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普鲁士税务局接受过训练；第二，废除原来对某些特定的税收所做的变动，其中包括废除谷物消费税；第三，消费税官员进行检查和搜查的权力受到限制，但是，由普鲁士税务局引入的行政管理和税收结构基本上保持不变。这些具有长期影响的*为重要的行政改革包括：对几乎普鲁士各省的大部分间接税实行单一行政管理；建立起一个专门从事间接税管理、技能熟练的公务员队伍；为行政管理制定明确和有效的规则，包括控制机制、个人责任和合作；在普鲁士领土的边界实施海关管制，减少对各省内的城门和省内其他地方的管制。普鲁士税务局在税收领域*重要的遗产，可能是在几乎所有的普鲁士省份之间实现税收协调。此外，即使在1787年的改革之后，普鲁士的税收结构仍然反映了当初设计的目标：优先考虑经济发展、财政公正和关税协调，而不是优先考虑财政特权、税收收入的短期增加和地方的特殊利益。　　尽管普鲁士税务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为什么会被部分地废除？它带来了什么性质的变化？要充分解答这些问题，需要在更宏大的普鲁士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腓特烈·威廉决定改革普鲁士税务局的主要原因是遭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广泛反对。在腓特烈统治时期，这种反对就已经在不断地增加。然而，尽管会偶尔抱怨普鲁士税务局的官员，但腓特烈仍然继续支持行政部门及其所设立的目标。相比之下，腓特烈·威廉政府则更多的是建立在与土地贵族妥协的基础上，而不是以经济和行政改革为导向。新国王不仅能力较弱，而且也不愿意抑制日益增长的反对普鲁士税务局的势力。这样的反对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包括民众起义，走私活动的数量增加，个别纳税人的投诉，公司、城市、社会和地方团体其他代表的不满，以及一般管理委员会的反对和蓄意阻挠。然而，不同形式的反抗有一个共同的起因，那就是普鲁士税务局缺乏合法性。这一问题与社会及知识分子的发展有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王权和土地贵族在税收问题上的冲突升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民族认同情绪不断上升。　　普鲁士税务局的创建，是王权和土地贵族在财政特权、征税权和税收管理等方面长期冲突的结果。普鲁士税务局的引进完成了一个进程。在此进程中，土地贵族在消费税管理方面的作用大大削弱。有了普鲁士税务局，普鲁士国家**次建立了消费税管理机构，在纳税人和国王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一方面，这对王室而言是巨大的成功，国王增加税收收入的能力显著提高；另一方面，新形势也带来了问题。土地贵族参与财政管理是一种机制，该机制给予税收某种形式的批准，从而确保一定程度的财政合法性。反过来，普鲁士税务局的结构不包括任何创造合法性的机制，它完全依靠王权。这并非巧合：普鲁士税务局的*初目的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实施财政改革，但这样的性质也导致自身的终结。　　普鲁士税务局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的第二个原因来自社会冲突。这些冲突涉及纳税人抗议政府干预生产、商业、消费的活动并抵制国家代表闯入私人住宅。开始兴起于城市中的早期现代的法团资产阶级不断地说，经济活动和私人住宅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当政府和这个新兴私人领域之间持续地行政接触时，就会产生冲突；而税收管理是私人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重要的接触区域。　　税收国家建立在明确区分政治和经济不同领域的基础上，但税收同时又是这两个领域相互连接的唯一的重要机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国家增加征税数量和范围的时期。普鲁士税务局的案例说明，早期现代的财政管理在很多情况下干预了诸如商品的生产、运输、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方式。许多城市居民、小制造商和商人反对普鲁士税务局，动机在于拒绝它对商业事务的干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明确声明》中禁止生产低质量啤酒的规定引发了冲突。这一规定遭到强烈的反对，因为在许多城市，雇佣工的一部分工资是用一定数量的啤酒支付的。所以，禁止生产*低质量的啤酒，就会导致许多制造商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度增加。于是，这一规则通过调节产品质量和改变就业条件干预了生产过程。普鲁士税务局官员有一个不那么讨喜的绰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造出来的：这些官员被称为“洞穴老鼠”，因为他们经常去控制酿酒厂的酒窖。此外，在其他许多情况下，普鲁士税务局还制定质量标准，禁止生产某种质量的商品，或者管制贸易。对普鲁士税务局这些干预的普遍愤慨，表现为公司、城市、个人提出的大量投诉和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