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颂 致张枣

诗人张枣·在川外、在西师 在武继平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四川外语学院的英语系研究生。他从他零乱的枕边或他那著名的“布衾多年冷似铁”（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被窝里，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那是诗人们习惯性的见面礼，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像？ 我现在已无法记得他当时对我念的是些什么诗了，好像是有关娟娟（彭慧娟）的一首诗《四个四季·春歌》，即献给他曾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书时的女朋友的一首诗，此诗一开篇就以一个很强烈的戏剧化情节抓住了我：“有一天，你烦躁的声音/沿长长的电话线升起虚织的圆圈”，里面提到一个意象——电话线以及电话线的圆圈，使我感到十分惊异，我心想他这么年轻（当时还不到二十一岁），却这么大胆地创造出了“电话线”这一现代性的命名。 而这时他的稿纸有几页又找不到了（这种情况后来常有发生，因此才有了我四处为他找寻诗稿的传言），潦潦草草就结束了朗诵。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不太情愿立即承认，因为对于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一个人写得同我一样好或比我好，而且此人就站在眼前这一事实，我还完全无法接受，也不能立刻反应过来。他的出现，让我感到太突然了，有一种被震住了的感觉。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后来他说这是神安排他来重庆与我接头，如没有这次接头和相遇，很可能我们俩就不写诗了，因那时我们都已各自陷入某种写作的危机，并且也有另外的事情要去做。 得迅速离开。今后不见他就行了。我的内心在紧急地催促。这次见面不到一小时，我就告辞走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既觉遗憾又感奇怪，这人怎么一下就走了。 这**次见面，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匆忙的*初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警觉和极其投入的敏感。他当时那么年轻，可我却在他眼神的周遭，略略感觉到几丝死亡之甜的魅影。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有力、骄傲而优雅，微笑洋溢着性感。让我再说一遍：他当时的魅力多么年轻。 我很快就把我和张枣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彭逸林（诗人，时任重庆钢铁工业学校语文教师，现在是重庆大学教授），要他对这位年轻诗人给予注意。但我们三人一起**次碰面（也是我和张枣第二次见面）一直推迟到第二年3月。在这期间我处理了一些纯粹的个人琐事：调动（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调动至西南农业大学英语教研室）、适应以及安顿。 1984年3月我和张枣正式结下难忘的诗歌友谊。 那是一个寂寞而沉闷的初春下午——很可能就是3月7日或8日，谁还记得准确呢？那就让我放胆说出来吧，就是这一天，3月8日——我突然写了一封信，向年轻的张枣发出了确切的召唤，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急切希望交换的声音。诗歌在三四十千米间（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相距三四十千米）传递着它即将展开的风暴，那风暴将重新创造、命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诗篇——奇迹、美和冒险。我落寞失望的慢板正在逐渐加快。 1984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声音从我家黑暗的走廊尽头传来，我立刻高声喊道：“张枣来了没有?”“来了。”我听到张枣那扑面而来的声音。 这天下午三点至五点，四个人（我、张枣、彭逸林及彭带来的一位他所在学校——重庆钢铁工业学校的年轻同事）在经过一轮预热式的谈话后，我明显感觉到了张枣说话的冲击力和敏感度，他处处直抵人性的幽微之境，似乎每分每秒都要携我以高度集中之精神来共同侦破人性内在的秘密。可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乐意与人谈论这些话题的。我总是在生活中尽量回避这直刺人心的尴尬与惊险。但张枣似乎胸有成竹地预见到了我对人性的侦破应该有一种嗜好或者他也想以某类大胆的话题来挑起我的谈兴和热情。面对他的挑战，我本能地感到有些不适，我当时已打定主意不单独与他深谈了。吃晚饭时，我就私下告诉彭逸林，晚上让张枣和他带来的那位老师共住我已订好的一间学校招待所房间。如果当时彭逸林同意了，我和张枣就不会有这次“绝对之夜”（见后）的深谈，彼此间心心相印的交流要么再次推延，要么就从来不会发生，但命运却已被注定，彭逸林无论如何不答应我的建议，反劝我与张枣多交流。接下来可想而知，这场我本欲避开的彻夜长谈便随即展开了。 谈话从黑夜一直持续到第二日黎明，有关诗歌的话题在紧迫宜人的春夜绵绵不绝。他不厌其烦地谈到一个女生娟娟，谈到岳麓山、橘子洲头、湖南师院，谈到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冲动，在这一切之中他谈到诗歌，谈到庞德和意象派，谈到弗洛伊德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力比多（libido）以及注定要灭亡的爱情…… 交谈在继续……诗篇与英雄皆如花，我们跃跃欲试，要来酝酿节气（此说化用胡兰成《文学的使命》*后一句：“文章与英雄都如花，我们要来酝酿节气。”参见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在半夜，我打开了窗户。校园沉寂的芬芳、昆虫的低语、深夜大自然停匀的呼吸，随着春天的风吹进了烟雾缭绕的斗室，发白的蓝花点窗帘被高高吹起，发出孤独而病态的响声，就像夜半人语。我们无一幸免，就这样成为一对亲密幽暗而不知疲乏的吸烟者。这一画面从法国诗人马拉美与瓦雷里的吸烟形象中转化而来，原文出自梁宗岱所译瓦雷里的文章《骰子底一掷》（《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98页）中一小节： 七月的繁天把万物全关在一簇万千闪烁的别的世界里，当我们，幽暗的吸烟者，在大蛇星、天鹅星、天鹰星、天琴星当中走着——我觉得现在简直被网罗在静默的宇宙诗篇内：一篇完全是光明和谜语的诗篇…… 这时张枣在一张纸上写下“诗谶”二字，并在下面画出二道横杠；接着他又写下“绝对之夜”和“死亡的原因”，并用框分别框住；而在纸页的上方又写来一个大字“悟”。我们的友谊（本该在半年前就开始的友谊，而在这个下午或黄昏又差点停滞不前的友谊）随着深入的春夜达到了一个不倦的新起点。说话和写诗将成为我们频繁交往的全部内容。他在一首诗《秋天的戏剧》第六节中，记录了我们交往的这一细节： 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谐的伴侣 急躁的性格，像今天傍晚的西风 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了一句忘却的话 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是的，东西比我们更富于耐心 而我们比别人更富于果敢 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 后来，1999年冬，他在德国为我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写下一篇序文《销魂》，在文中他叙说了我俩在一起写诗的日子是怎样地销魂夺魄： 在1983—1986年那段逝水韶光里，我们俩*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艺的机密。当时，他住重庆市郊北碚，我住市区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从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千米，山城交通极为不便，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次见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按：他那时偏爱用弗洛伊德的一个精神分析术语“谈话疗法”，即talking cure来形容我俩这个谈话的节日）。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发疯或行凶。常常我们疲惫得坠入半昏迷状态，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奔腾不息。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长途奔波，在北碚和烈士墓之间，在言词的欢乐与“销魂”之间，我们真是绝不歇息的奔波者呀。那时还没有具体事件，稿纸、书籍、写诗、交谈，成为我们当时的全部内容。其情形，每当我忆起，就会立刻想到俄罗斯作家伊万·蒲宁《拉赫玛尼诺夫》一文的开篇几句：“我是在雅尔塔同他结识的，那天我们曾促膝长谈。像这样的长谈只有在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青年时期的浪漫岁月里才会有。那时人们往往彻夜不眠地畅谈美、永恒和崇高的艺术。”我与张枣这种动辄就绵延三天的长谈，不仅宛如那（蒲宁说的）浓荫式的俄罗斯长谈（这种长谈可参见我后来写的诗歌《再忆重庆》），也更像东亚或中国古代文人那种“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杜甫：《赠卫八处士》）的秉烛夜谈，那是一种神秘东方的从不惊动旁人的“细论文”式交流（“细论文”出自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那也是一种“高山流水”知音之间的过于专注的交流，因此在这个交流之外，我们暂时不能感到还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而唯有彼此之间那不断涌出的话语。 以上情形随着他1986年夏去德国便结束了。第二年（1987）冬他回国作短暂逗留，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很小的谈话高潮，他这时主要是以行动而不是说话在重庆和成都刮起了一阵昔日重来的明星式旋风，他似乎更想通过这“风”来荡尽他在德国一年来的寂寞，与此同时我们各自未卜的前程也已经展开，双方难免心怀语境不同的焦虑而有点心不在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