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新版精装)

论严复 严复翻译《天演论》，介绍“物竞天择”思想，翻译《穆勒名学》，介绍逻辑科学特别是归纳法，以及翻译介绍《原富》《法意》等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本理论，都是为了要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盛”，并不在于“船坚炮利”之类“形下之迹”，也不在于“善会计”“善机巧”之类的注重功利事务，真正的关键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论世变之亟》）。也就是说，“黜伪而崇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屈私以为公”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这其实也就是五四提出来的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 科学与民主不可分割。企图用西方科技来保卫中国封建的“中体西用”理论，自然成了严复批判对象。严复《天演论》的译序说：“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这就是针对“中体西用”而言。严复随后明确指出，“体”“用”不可分割，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好像具备各种器官的生物，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完整的统一物。它们的功能（“用”）与其存在（“体”）不能分开，不能把马的四个蹄子加在牛的身上，“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如果要“合而为一物”，连道理名义都讲不通，更不要说能够行得通了。严复举例说，中国以前没有枪炮，现在买来了枪炮；中国城市以前没有什么警察，现在设立了警察，凡此种种，就能解决问题，使国家富强吗？严复指出，“挽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同上），当然不能成功。 中国近代曾经经历过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工艺技术的阶段，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就在不明体用不可割裂，科技与政教不可分开，科学与民主不可分开。严复较早从理论上注意了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西方社会的“体”呢？当时大多数先进分子，甚至后来的人，都把民主政治作为这个“体”。严复也是主张资本主义的民权或民主的，所以他才猛烈抨击韩愈的君主专制、君权至上论，指出“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辟韩》），因为人民中间有各种纠纷欺夺祸害，自己又忙于“耕织工贾”，所以才设立“君”、“臣”等等来保护自己，“故曰：君臣之论，出于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同上）封建专制统治，不是应该如此或必然如此的天经地义，韩愈主张的君主专制的原道，不过是窃国大盗的道理罢了。“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严复认为，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命脉：“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同上） 但是，严复比当时其他许多人更深刻，在他看来，“民主”还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自由"才是“体”，“民主”不过仍是“用”。“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严复认为，这正是中国社会所*为害怕和反对的。他说：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论世变之亟》）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原强》） 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竟一改而为反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武器∶“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原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于群，相似如此”（同上）。国家为生物，个人为细胞，都要有自由。自由才是根本。甚至到较晚时期，严也仍在理论上认为： 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繇，自繇则物各得其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老子评点》） 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比改良派任何其他人更为深入，他把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以个人为社会单位，等等，看做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政治、经济以及所谓“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进行了论证。并且指出，民主政治也只是“自由”的产物。这是典型的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强调平等的法国派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有所不同。在中国，前者为改良派所主张，后者为革命派所信奉。然而，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英国资本主义，数百年来的确建立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更为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其优越性在今天也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严复当年的眼光是锐利的。 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 严在理论上比改良派其他人物要坚实，并且他的《辟韩》也的确是《仁学》的前驱，他的《原强》是梁启超《时务报》《清议报》好些文章的先导。严复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并采取了真正近代科学的形态。严复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所以章太炎说他是“知总相而不知别相”（《菿汉微言》）。所谓“总相”，就是这种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各国向前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规律（走向资本主义）是主张中国走特殊道路的章太炎所当然不赞成的（详本书论章太炎文）。严、章二人的分歧对立，实际代表中国近代两种不同要求和两种思潮倾向。但它们又同属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共同主题之下。所以，即是主张“自由为体”的严复也仍然把国家的自由（即独立），把富强、救亡远远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构成严复的理论思想（“自由为体”）与实际主张的一个重大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