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近几年我陆续发表了几篇谈中国传统思想的文章，现在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讲几句归总的话。
首先是研究课题问题。我赞成多样化。关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论著，无论海内外，都已有不少， 而且有迅速增加的趋势。其中由通史而走向专史（思潮史、学派史、人物史、专题史等等），是一个很好的势头。我一直主张中国历史和思想史、文学史应该尽量多做细致的专题探究，只有在许多专题做了充分探讨研究之后，才有可能作出比较准确的通史概括。中国人多，搞中国思想史的人也会相对地多一些（对比国外或对比搞西方思想史的人），不妨各自分头随性之所近去深钻细究，而不必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地挤在通史这条道上。多年来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通史和专史的著作比例似乎有点失调，应该改革一下，使哲学史思想史的局面来个多样化的新貌。抱歉的是，我自己这里提供的，却仍然属于通史范围。不过在通史范围内， 也应该多样化，即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接近、探讨、表述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它们所提出的课题、所经由的途径和所企图达到的目标， 可以很不相同。例如，可以有以搜罗整理材料见长的哲学史，也可以有以解释阐发新意见长的哲学史；可以有偏重考证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史，也可以有偏重义理的哲学家的思想史。在后者中，可以有以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作为根本线索的研究，也可以有以认识发展进程为线索的研究，还可以有其他的课题、途径和线索的研究。我写的这些文章不敢自称哲学史，但哲学史既应是“自我意识的反思史”，那么对展现在文化思想中的本民族的心理结构的自我意识，也就可以成为哲学和哲学史的题目之一。我所注意的课题，是想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粗线条的宏观鸟瞰，来探讨一下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我认为这问题与所谓精神文明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总之，我赞成百花齐放，殊途同归，同归于历史唯物主义，同归于像马克思那样谨严地解释历史，找出它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以有助于今日之现实，即“有助于人们去主动创造历史”。
美国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知名教授、已故的列文森（ JosephR.Levenson）曾把思想史比作博物馆，即认为它已失去现实作用和实用价值，而只具有供人们观赏的情感意义。列文森曾以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面向传统的矛盾来描述解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美国另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专家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则认为，思想史不应该比作博物馆，而应该比作图书馆，即认为它所保存的过去的东西，也许有一天又会有某种参考用途。我的意见是，既不是博物馆，也不是图书馆，而似乎是照相簿：因为思想史研究所应注意的是，去深入探究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我以为，展现为文学、艺术、思想、风习、意识形态、文化现象，正是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是它的物态化和结晶体，是一种民族的智慧。这里所用“智慧”一词，不只是指某种思维能力、知性模式。它不只是 Wisdom， Intellect； 而是指包括它们在内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其中也包括伦理学和美学的方面，例如道德自觉、人生态度、直观才能等等。中国思维的特征也恰恰在于它的智力结构与这些方面交融渗透在一起。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的存在和文明，具有相当强固的承续力量、持久功能和相对独立的性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从内容到形式，从道德标准、真理观念到思维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对它们进行自觉意识，科学地探究它们，了解它们在适应现代生活的长处和弱点、需要肯定和否定的方面或因素，总之既发展又改进我们民族的智慧，我以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心理结构或者是民族智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超时空因果的先验存在，它们仍然是长久历史的成果。面临 21世纪工艺—社会结构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景，如何清醒地变化和改造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彻底抛弃和清除那些历史陈垢，以迎接和促进新世纪的曙光，我以为，这正是今日中国哲学要注意的时代课题。但我的这些文章只是开一个头，把问题初步提出来而已。 正如我在本书篇文章《孔子再评价》 提出“文化心理结构”这概念时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