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全2册)

去骄去惰，家就立起来了 笔者曾经说过，曾氏是把“金针”度与人的人。这封信，让我们看到了几根金针。骄傲，是大家都认为不好的东西，曾氏尤其担心子弟们染上这种坏的习气，苦口婆心地告诫，叮嘱他们勿骄勿傲。 骄傲之害，理论上易于明白，但在日常生活中，又容易表现出来。这其中有个原因，是不少人不太清楚哪些行为属于“骄”。于是曾氏告诉子侄们：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好发人覆，等等，都属于“骄”。曾氏又将这些归纳为“不轻非笑人”。如此，“不骄”就不流于空泛而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用现在流行的语言说，即具有可操作性了。这“不轻非人”便是治“骄”的金针。同样，“不晏起”为克服“惰”的金针，“八字诀”与“三不信”为治家的金针。靠着这些金针，人也就立起来了，家也就立起来了。 这正是曾氏家教的典型特色：既讲大道理，又讲具体的小操作。 鼓励诸弟用笨劲，下苦工 这封信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一为曾氏的戒烟。据说曾氏年轻时有两大嗜好：下围棋和吸水烟。下围棋太耗时，影响读书，曾氏曾下决心要戒掉。其咸丰八年的日记里尚有“四月二十三，戒棋立誓”的记载。但我们知道，此嗜好，他不但没戒掉，反而在日后的战争年代里愈演愈烈，几乎每日一局，即便战事极不顺利，他也照下不误。围棋为何没戒掉？笔者揣摩这可能是曾氏一生中唯一的一项娱乐活动。他这一辈子实在活得太累，倘若这一项娱乐都要取消，他的生命就很有可能难以维持，故戒过一段时间后又死灰复燃。至于水烟，则的确是戒掉了。这多半缘于他的健康状态。 曾氏其实是个不健康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病号。他在道光二十年六月，也就是刚进京参加散馆考试的半年后，便肺病大作，几至不救。肺病在当时为不治之症，他幸而遇到了一位名医，才度过这一劫。这一病三个月，住在客栈里，家眷并未来京，全靠一位名叫欧阳兆熊的同乡好友照料。 曾氏家信中屡次提到“耳鸣”，此病源于肝和肾上。这说明曾氏的肝、肾亦有毛病。咸丰七年在家中守父丧时，他自言眼睛模糊，寸大的字都看不清。那时还不到五十，已衰老如此。这封信里也说他身体甚弱，不能苦思久坐。不久后还吐过血。所有这些，足见曾氏一生身体状况不佳。吸烟有害健康，尤其于肺不利。戒烟多半出自医生的劝告，曾氏做到了。 至于他“誓终身不间断”的三事：茶余偶谈、读史十叶、写日记，后因环境大变也有变化。茶余偶谈、读史十叶都没有坚持下去。现存曾氏日记中，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至咸丰七年十二月这一大段时间里只保留下来一些零散的记录。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日，曾氏第二次出山。从这天起，他恢复写日记的习惯，直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即去世的前一天。曾氏的日记虽未一贯坚持，然做到这个地步，亦不容易。 二为曾氏在谈到自己结交朋友时说，都是别人先来拜他，他不先拜别人，怕招“标榜以盗虚名”之讥。这里说的结交之道，似与我们今天所奉行的方式有所不同。或许当时京师风气如此，且不去管它，但下面的一句话值得我们重视：“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此语颇有点辩证眼光，乃曾氏的阅历所得。 三为曾氏虽赞赏奇才，但不希望诸弟走“奇”一路。曾氏一生信奉“拙诫”，主张踏踏实实，下苦功，用笨劲。他对诸弟提出的“有志”“有识”“有恒”的要求，亦可以作为所有年轻人的座右铭。 这封信后，曾氏为诸弟附了一张课程表，上列十三项功课，并对这十三项功课逐一做了说明。生在今日，要像曾氏那样事事处处都如此苛刻地约束自己，恐怕是一桩绝不能做到的事，但作为研究当年理学信徒如何修身养性的资料，此课程却颇有一些价值。值得一说的是，在后来，湘军攻打江宁*关键的时候，曾氏曾以“静坐”来安定自己的心绪。 绝不留钱财给后人 曾氏在此信中对官宦之家提出一个治家之方，即不积蓄银钱，迫使子弟谋求自立。这的确是一剂良方，但古往今来，多数官宦之家都不这样做。其原因皆出于那种“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都疼爱儿女，有的父母爱儿女甚至超过爱自己，甘愿为儿女做牛做马而无怨无悔。倘若父母做牛马而能使儿女成龙凤，倒也还值得，但事实上恰恰是得到父母照顾太多的儿女往往成不了龙凤，不少人反而适得其反。这原因在哪里？就在于曾氏信上所说的“可恃”。恃者，依赖也，*让他们依赖的是家中那些钱财。人的本质有好逸恶劳的一面。有足够的钱财让他花销，他还要吃苦做什么呢？结果，终至坐吃山空。若“一无可恃”，则逼得他们自己去奋斗。奋斗的结果，不仅让自己有了真本事，说不定还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出来。 此外，打消了为儿女积蓄银钱的想法，也有利于为人父母者更好地保养自己。普通百姓可因此省掉许多劳累，至于为官宦者，则可以因此而截断一部分贪婪之念。须知世上不少贪官，其贪污聚敛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留下一笔丰厚的钱财给儿女。看清了这一点，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也可免于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