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创新:从山西之东西方交融看中华文明的品格

　　《融合与创新：从山西之东西方交融看中华文明的品格》：　　20世纪之初的1926年，年轻的考古学家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来到山西，考察传说中的夏墟。在夏县西阴村，他们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史前陶片场所，竟然有好几亩地。之后，李济等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西阴村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察，发现了大量极具考古学价值的遗存。如石器、骨器、居住设施及陶器残片，以及被切割过的半个蚕茧等。其中的陶片，不仅数量大，而且其文化意义非同一般。它们虽然不完整，但已经能够看出*基本的特点。其主要图案是被高度抽象化了的几何图形，颜色主要为红色，纹饰以线纹与彩绘为主。比较典型的陶器有钵、敛口瓮、夹砂罐等，尤以双唇小口尖底瓶与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从这些发现来看，大约在距今6000年的时候，农业生产已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人们能够收获比较多的种植食物。磨制的新石器已经被广泛运用，陶器已经成为当时极为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动物的驯化已经出现了重大进步，以丝织品为代表的纺织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西阴人已经能够对自己生产生活的中心地带进行规划，有了比较合理的聚落建筑设计。　　在西阴村的考古发现中，一种被人们称为“玫瑰花”的花卉图案*具典型性。这种彩陶花卉图案通过高度抽象的线条、色块，以弧线、钩叶、三角等母题配以斜线、直线、圆点等，勾画出构图严谨、线条流畅的艺术效果，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器皿上*常见、*具代表性的装饰图案，被称为“西阴之花”。西阴之花是庙底沟文化*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也可以说是“华族”的图腾。　　考古学家在山西各地，尤其是晋南一带发现了一系列具有庙底沟文化特征的遗存。距今7000年左右的翼城枣园遗址，被认为是庙底沟文化的滥觞、渊源。特别是其中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次为褐陶及灰陶、黑陶。在这处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中，红陶器皿的出现是之后仰韶彩陶的先声。翼城枣园及北橄遗址、芮城东庄遗址均为*具代表性的庙底沟文化遗存。在东庄遗址中的彩陶图案与西阴风格一致。　　山西是庙底沟文化遗存非常集中的地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庙底沟二期的文化遗址就发现了百处以上。它们比较集中地存在于涑水河流域及中条山南麓以黄河沿岸为主的晋西南地区，以汾河下游为中心的晋南地区，以及以汾河中游与吕梁山中段为主的晋中地区。比较重要的遗址除前面所述外，还大量存在。如垣曲古城东关、龙王崖，侯马东呈王、乔山底，襄汾陶寺，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石楼岔沟，芮城清凉寺、西王村等。其主要特点除了彩陶及所绘图案的抽象表达之外，还有建筑布局中的城壕、半地穴房屋，以及墓葬中的多人二次葬等。在农业生产方面，以粟、黍为主，并出现了稻，以及猪等家畜（杨子荣：《山西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38页）。　　庙底沟文化，或者说庙底沟一期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期的考古文化。其存在时间为公元前42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左右，距今大约6000年的时间。虽然其命名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主持对河南、陕西庙底沟村遗址发掘后确定的，但是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其渊源在山西翼城枣园遗址，并且以夏县西阴及芮城东庄*为典型。通过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考古发现的研究，许多专家认为庙底沟文化起源于晋南，来源于枣园。一些专家甚至认为，庙底沟文化应该被称为西阴文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庙底沟文化在很多省份如陕西、河南等地都有发现，并扩散至十分广泛的地区。但它们主要分布在晋西南与豫北、关中一带。庙底沟文化与山西的关系至为重要。　　华夏文明的形成，以及华夏族群的出现，与以西阴之花为代表的庙底沟文化直接相关。有学者指出，中原核心地区仰韶文化的东庄-庙底沟类型迅猛崛起，向周边强力扩张，导致这些地区发生重大的文化格局调整和文化面貌改变，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首次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而这个早期中国形成的辉煌时代就是庙底沟时代（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4月，第79页）。类似的观点也多有人提及。如严文明认为庙底沟时期是一个相当繁盛的时期。这一方面表现在内部各地方类型融合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外部文化影响的加强。苏秉琦认为庙底沟文化对远方邻近地区产生很大影响。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指出，山西晋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构成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这一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活跃的民族大熔炉。距今6000年到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花火，这里是升起*早也是*光亮的地带，所以也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的直根系。这些研究说明，源于山西晋南地区的以西阴之花为代表的庙底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