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特博姆作品:西班牙星光之路(精装)

第六章 皇后不发笑：普拉多博物馆的委拉斯开兹 国王的朋友与心腹～近亲通婚的王朝走向灭亡 玛丽安娜的真相 宫廷画家～《宫娥》的秘密～苏巴朗的色彩 离开普拉多博物馆的时候，我未碰上通常参观的队伍。人们经常需要围绕这座庄严的建筑排起长队，蜿蜒纠缠，形成一个由人体组成的球体。那天是周一，我享有在陈列室空无一人的神秘寂静中独自参观的特权。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伟大的艺术让观者笼罩在谜团中，找线索则有赖他自己。 画作呈现的历史 春天的马德里，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暑热到来之前，清爽而舒畅，高原城市的气候。我观看了我熟知多年的画作，也观看了对我来说的新作，共七十九幅：静物画，伴随某王朝而来的历史画和人物画，神话及宗教场景，骑马者，侏儒，酒徒，愚人，以及一再出现的哈布斯堡国王费利佩四世（Felipe IV）。但*重要的是，我观看了委拉斯开兹，我不清楚这名侍臣是何等人物，他如此深入权力之网，与他受任为之作画的主人公建立起似亲人亦似朋友的关系。他蒙着神秘的面纱，如同伦勃朗和维梅尔的神秘，不只那幅极其高深莫测的《宫娥》（Las Meninas），还有他给国王画的系列画像，跨越国王和画家两人的成年时期。 **幅画像和*后一幅相隔三十年，此种共同生活（委拉斯开兹住在宫中，国王经常造访他的画室，带他一同旅行），无疑为国王的画像添加了一种画家自画像的成分，或许只有他们才看得出来。一个是侍臣，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宫廷中，国王不能在皇后面前用餐，也不能参加儿女的洗礼，他却能晋升高位；一个是国王，暗中写信给某个阿拉贡修女，描述他难以抑遏的性欲、他的外遇、他的滥交，以及继之而来的天谴—罗克鲁瓦战役的败战及葡萄牙的反叛。哈布斯堡的衰落和绅士画家必然的高升，都展现在国王的*后肖像中，事实上是两个人共同的肖像画。两幅画都应该是创作于一六五五年至一六六○年间。画家在一六六○年过世，小他五岁的国王则比他多活了几年。 两幅画，同一个国王，幻灭的中年男子，无法阻止他继承的庞大帝国日渐分裂；一个弱者，苦于哈布斯堡家族特有的自我怀疑；一个承认自己懦弱的统治者，把国事交给错误的咨询者，像是奥利维尔斯伯公爵（Count-Duke of Olivares）。看着他那北方人的五官，很难想象这张嘴曾经说过西班牙语，但这是学术方面的问题，毕竟画不会说话。不管怎么样，传闻一辈子只笑过三次的国王凝结在肖像中，沉默不语。确实无须言语。他有眼睛表达，有画家为他画像。华丽的蕾丝领因为不庄重已被禁止，因此他改穿“golilla”，一种形状类似茶碟的白浆领。你若看得够久够努力，就会发现领子像是把头和身体一分为二，好似国王的头被错放在餐盘上。英国国家美术馆出借的这幅肖像画上有金羊毛（Golden Fleece）的勋章，他的紧身短上衣的衣料比普拉多那幅画像朴素得多，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只注意到这张脸，这不是一张写信表达绝望的脸，而是一副君王之相。大家称他长有一双鱼眼，但此乃某种难以想象的原始鱼类，潜伏在海底，人所未见。脸孔含蓄沉默，但同时（这也是神秘所在）又向画家揭露其秘密，如此分成两半：高高在上地袒露自己，制造出无法跨越的距离，同时却又触手可及。作为君王，遥不可及，却又如此亲近，得以让朋友为他画像。 这个朋友亲眼见到的一定是一个王朝的末日。此后只有一个哈布斯堡人担任西班牙国王：“中魔者”卡洛斯二世（Carlos II，《el Hechizado》）。他的七个前辈都是卡洛斯一世（Carlos I）之母“疯女”胡安娜（Joanna I，《la Loca》）的后裔。哈布斯堡家族不仅代代相传古怪的颌骨（卡洛斯一世的嘴无法完全合拢），还有近亲通婚的大熔炉所产生的种种缺陷，于是西班牙*后一名哈布斯堡家系成员的身体衰亡与其帝国的衰亡同步发生。犹豫不决、致命的优柔寡断、挥霍无度、财务行政失当、家教狂热、帝制霸权：连续六代人的疾病与恶行得以有大量时间滋生酝酿，连带痛风、癫痫、语言障碍、过分性需求、极端神经质，以及宗教忧郁。 一六四七年，费利佩四世娶外甥女奥地利的玛丽安娜（Mariana de Austria）为妻。新娘十三岁。她的五十六个祖先当中，有四十八人是她与她舅舅共同的祖先。若不是费利佩四世的儿子早夭，她嫁的人就不是他，而是他儿子。为了与法国的波旁家族（les Bourbons）保持安全距离，必须要有一名西班牙哈布斯堡的王位继承人。小皇后的月经周期成为欧洲权力斗争的一大要素。在政治谣言自行其道的宫廷内，画家除了为政治游戏中的下棋者，也为游戏中的棋子画像。 委拉斯开兹在一六五三年为皇后画像时，她年仅十九岁，一点也不快乐。没有任何惯例要求画像中的国王与皇后非快乐不可，但假使有和微笑对立的东西，那正是红色小嘴边的皮肤，嘴唇因白色增强色的运用而闪闪诱人。委拉斯开兹长于此技法，他一次又一次让你忘记这纯粹是技巧，轻挥画笔，轻点油彩。在费利佩四世的后一幅肖像画中，你能看见简洁细致的笔触挥洒，使国王的头发从额头上卷起而立，你能感觉到发丝多细，触感如何。你确已真正摸过这头金发，虽然此人已死了好几百年；同时你能察觉他妻子紧绷皮肤的嘴边带着不屑，冷漠的、愤怒的表情永远固定在她的嘴上。错觉的造成不在于大画家的超现实主义，不在于模仿自然，而在于创造一个影像、一个错觉，强化现实主义的冷淡诡计，刻意的洒脱（sprezzatura），朝臣的手势，鞠躬的角度，画家需要的是这无法重复的短短瞬间，一张冷漠的嘴于焉永恒闪烁。这般的愤怒莫非只是我的诠释？我不认为。对我之所以显而易见，是因为对画家来说显而易见。 皇室子女是旁系血亲，领土扩张、联姻、大片土地全有赖于他们的必死之躯；他们青春年少的身体必须设法生出王位继承人，确保延续王朝的香火。他们是为邦国服务的纯种牛。我们可以从玛丽安娜的嘴巴读出这一切：你毕竟嫁不成你死去的表哥，但得改嫁给他活着的父亲。尽管他是你舅舅，即使他和你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他的（也成为你的）宫廷侍从，由狂人、侏儒和弄臣组成，但你不许笑他们，因为皇后不发笑。还不止这些：从现在起，你必须忍受国王的庞大身躯卧在你身上，因为你必须生个继承人，诸大陆的命运都仰赖于此。 正如同日本天皇就职前一晚必须在某个偏僻地点和太阳女神交流，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皇族与未来皇后的见面地点也是在豪华用品，甚至连食物饮料都明显欠缺的荒郊野外。费利佩和玛丽安娜的会面地点在纳瓦卡内罗（Navalcarnero），一个岩石遍布的平原当中的偏僻小村庄。他没让她知道他在场，以便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观察她。毕竟从前他不曾见过她。这将是一桩失败的婚姻，但是在这个特定的夜晚，她让他心满意足。我们永远不晓得她笑起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她很可能在这个场合笑了，因为一场小小的喜剧演出逗乐了他们。 画家在不在场？我们同样无从得知。他的国王自一六二三年起授予他越来越高的官阶，从宫廷画家（pintor de cámara），升格为御寝看护人（ujier de cámara），随后被任命为皇室宫廷主管（alguacil de casa y corte），接着是“ayuda de guardarropa”，此一头衔翻译过来相当愚蠢，我宁可让它保持原样。他在往后几年地位更高，但是这些古怪的头衔反映出社会现实，其职务既真实且耗时，这恐怕是委拉斯开兹未能留下更多数量作品的原因。话虽如此，和他未来的模特儿如此近距离接触，使他得以仔细端详她，过不了多久，她亦觉得没必要对这个阴魂不散的人隐瞒自己的本性，于是她就站在这儿：藏在衣饰结构物内部的躯体。 一幅画的种种特质可以因为暴露过度而不再让你感到惊奇。皇后穿的衣物叫作“guardainfante”，源自从腰间两侧拱起的软垫式延伸物，即鲸骨箍环（farthingale）。她看起来像一艘涨满帆的船，很难想象裙底是一具高挑腿长的北方女子身躯。“guardainfante”及固定它的细支架让裙子变得宽大异常，于是完全改变并否定裙子下身体的存在。裙宽超过身高，因此她成了某种衣装女子，一条衣装美人鱼，其下半部由半球形的黑丝绒组成，绣满的银线摸起来肯定很硬。 毫无疑问，这名女子的下半身只是一件物体，让她把一只光滑的粉白色小手和大手绢搁在上面（同样的一只手，在她改穿修女服守寡时，将被其他画家绘成光秃秃的鸡爪），仿佛从她身体突出来的这片丝绒区域与她毫不相干。类似的疏离效果出现在她的头部周围，形成半圆光环的贵妇头发似乎缺乏纵深，突出于脸的两侧，再度形成包围她的一件物体，压抑的同时却又极具强化效果，造成一种尊贵之感。尊贵感一旦建立，皇后陛下便得以表露王室的心声。对画家或皇后来说，占整幅画几乎不到百分之五的皮肤部分─手、颈、脸，是表达这名衣装女子灵魂所在的全部空间，而这是他们共同作画的部分，虽然肯定的是，一定是他的天才引诱了她，让他们串通一气。 当你和画面对面并为之深深触动时，便很难让自己置身画外。好不容易暂时把画家抛诸脑后，留下我与这名女子单独相处（此刻，这里除了我之外别无他人）。画布似乎马上发生了变化，令人感觉她是真实的。她有生命，她可能会动，尽管她的姿势静止不动。这儿存在着某种我无法忽略的情色内涵，即使她早已作古，而我尚且存活，因此看不出来。社会障碍移除后，却由物理障碍取代，笼罩在忧郁的气息里。但是正当我想沉醉于多愁善感的幻想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一群电视工作人员利用宁静的周一下午拍摄，点亮她与我所在的空间，在她的时代从未见过的辉煌灯火。神奇得很！在他们请我离开之前，我在瞬间看见崇高的骗术，克维多所说的“远斑”（manchas distantes），在许多艺术史家眼中这预示了印象派的到来，就仿佛在日渐衰落、缺乏生气的十七世纪西班牙，这位王室主管兼国王心腹把马奈和塞尚诱入色彩与实感的领域中。 在二十世纪的弧光灯突如其来的强光中，她的冷静姿态丝毫未损。没错，她脸颊上的嫣红燃烧了起来，但她眼中的寒光也同样被强化。事实上，其强化效果无所不在，萦绕在她整个人身上。她脸颊上的圆形红晕和头发上绑的发带相互映衬。而后我了解到，它们只是笔法而已，那红色的丝绸闪光仅仅是涂上的色彩─我眼睁睁中了计，我虽知道，却还是受了骗─而那种实感，想把她的手从椅背上移开的愿望（只有皇族的手才准搁在椅背上，正如同只有某种官阶以上的朝臣才准握王室子女的手），仅仅存在于画中。仅仅？当然不。这只是画家的观念，用物质、用油彩的表达。这是一般常识，但刺目的光线及我不得体的挨近，似乎让女子支离破碎。直到我倒退几步，它们才又重组成画家眼中的样子。而后她又一次从现实变为理想，让真相与假象的拔河比赛得以从头开始。一百年后的门斯说：“委拉斯开兹画的不是真实，而是看起来像真实的东西。” 真相、现实、谎言、幻象，这些镜花水月的东西尝试把含混不清的意涵贬黜为后现代或元小说，只为了暂时摆脱它们，好比你赶跑一只大黄蜂，不是因为怕它，就是讨厌它。然而，黄蜂始终存在，远从柏拉图反对雕塑作品刻意制造错觉的时代，一直到围绕实在论与唯名论打转的学术理论，还有之后的贝克莱，以及耍弄这些元素的博尔赫斯。同样的隐形黄蜂也绕着胡伯特·凡·艾克（Hubert van Eyck）《阿尔诺芬尼夫妇像》（Giovanni Arnolfini and His Bride）和委拉斯开兹《宫娥》的镜像论证法飞舞，两幅画依次让福柯为之困惑，但这是后来的事。在玛丽安娜皇后的画像中，吸引我的是技法的欺骗或欺骗的技法，而不是画家在《宫娥》中把我们固定在人间镜像的抽象式欺骗。 根据E. H. 贡布里希（E. H. Gombrich）在《艺术与错觉》（Art and Illusion）中的说法，伦勃朗曾经说：“别把鼻子太凑近我的画，否则颜料味会让你中毒。”他的意思是你只要看到光线就可以了（观看委拉斯开兹亦然）：明亮的线条，细长的笔画，闪亮的火花，轻柔的笔触，产生光影与动感的错觉，因此制造出真实的假象。柏拉图不赞成此类技法：此法创造出的不是真品，而是伪品。因此，他也反对雕塑家刻意扭曲雕像的比例，只为了在神殿或从远处观看的时候，显得自然而真实。委拉斯开兹则更进一步。他伪造伪品，采用长柄画笔作画，让距离变得更自然。请看《织女》（Las Hilanderas）一画中纺车的急转效果（事实上它并未转动），还有皇后的扇形发上的罂粟色斑点，红白色点在那丛动物毛刷上竞相追逐，让她不自然的发型宛如一顶皇冠。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速度快，与他同时代的人如此说道。可是他的缓慢，他的不为所动也曾被提及，这又该怎么说？画家在意大利待得过久的时候，国王因想念他而指示英凡塔多公爵（Duque del Infantado），要他立即返国。他亲笔写道，因为“你知道他很能安之若素”（ya conocéis su flema），由此可知他会不为所动。然而，他作画的画布后退一步（我们永远看不见画布，除非它是我们正在看的这一幅），他的长柄刷刚蘸了些浅色颜料（不是我当天正好穿的颜色），迅速地看了一眼（看谁？），继续动笔作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把自己画在我看得见的画中。但是他是不是也在我看不见的画中？画家画自画像都是借助镜子。在我此刻所站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过了三个世纪又一分钟之后），是否有一面镜子让他画自己？但是他画的可真是我看见的画？我眼前画中的他所画的肯定是另一幅吧？可是那另一幅画里有谁？除了画家自己之外还有三人，或许五人，假如你把镜中的两名旁观者算在内的话则有七人，他们都正在看谁，如果不是看我？他们当然不是看我，但他们朝我的方向看。他们看的是不是看得见自己倒影的国王与皇后？但假使画家在我看不见的画布上画的是国王与皇后的肖像画，他是如何把他们画在他背后的镜子中，在我看得见的画中？ 三人，或许五人。罹患脑水肿的女侏儒背后的男子，脸有一半在阴影中，因此我不确定他看向何方。站在门口的男子亦然，像个看门人，守护外面的世界（暗示着至少有逃出迷宫的可能）。可容光焕发的小公主─由两名侍女（《宫娥》）随侍在侧─望向我（不在场的我）或她的父母（在场的他们，据镜子所示）。晚年的委拉斯开兹在此处画出一个孩子的叹息，即将被风吹走的一撮羽毛。他本不可能知道，但他又确定知道了。她将在十六岁成为奥地利女王，二十二岁香消玉殒。但在此刻（！）她静静地看着我，画家亦然，巨大的脑水肿患者也看着我，即使当我转身走开，再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依然在看，他们的目光让我联想起其他东西，我若想得久一点，或许想得起是什么。 有一回在曼谷，朋友带我去看“我前所未见的东西”。确实如此。在一扇栅门后面的走廊有个大橱窗，橱窗内约有三十个女子，胸前别着号码。她们坐着织毛线、聊天或发呆。有时候她们直盯着你看，但她们空洞的眼里带有某种不安，仿佛她们看穿了你，却对你视若无睹，虽然她们继续注视你，而你也继续注视她们。在橱窗外面，我身边有些男子挑了个号码走进去。接着你看见其中一个女子站起身来，想必有人叫她的号码，虽然我们听不见。此即奥妙之处：我们听不见，而她们看不见。我们面前的玻璃是双面镜。她们看见的是自己，不是我们。 “你绝对不能忘记，《宫娥》是由不同的部分共同构成的。”我在巴塞罗那机场遇见国立阿姆斯特丹第德里克博物馆（Stedelijke Museum Amsterdam）馆长鲁迪·福克斯（Rudi Fuchs）的时候他说道。“别再去琢磨那幅画了。”这是画家杰伦·海尼曼（Jeroen Henneman）几天后给我的忠告。但倘若画中所有的人果真看着一面镜子呢？不仅只有画家，还有其他人，侏儒、公主、朝臣、侍女，狗除外，狗不照镜子。国王与皇后呢？倘若不是站在镜子前，他们如何成为画中的倒影？他们可不可能站在镜子边，镜子倒映出包含他们的整个场景？我曾尝试画出场景的鸟瞰图，以虚线表示视角和反射角，却从未成功。这个难题出题时本不包括我，却恰恰因此诱我入内。确实是由不同部分构成的。*好别再去琢磨了。但即使在你退出画中空间，走入外面世界的时候—和你没什么关系的宫廷侍门长何塞??涅托??委拉斯开兹已为你礼貌地掀起了门口明亮处的帘子—你仍感觉得到某个人在三百年前结的坚韧蜘蛛网把你扯回去。 我离开马德里，经由锡古恩札，前往阿拉贡的阿坎尼斯。平顶山，茫茫荒野，偶尔出现几棵繁花盛开的杏树。景观从委拉斯开兹转换为苏巴朗的世界：土地的颜色、久旱、僧侣的生活。国王与其随从在一六四四年来到此地，也就是两万精兵在罗克鲁瓦吃了灰头土脸的败仗过后一年。 这是一个跨世界帝国走向终结的开始。国王与随行人员在加泰罗尼亚边界的弗拉加（Fraga）停下来休息。在一间破屋子里，画家为国王和侏儒作画。国王在他们刚走过的地区不再受人欢迎，但他还是摆了三天姿势，让画家为他画像。每天送来新鲜稻草供他坐着让画家作画，以抵挡石板地传上来的凉气的侵袭。红色，银色，黑色，羽毛丰满鲜丽，即将绝种的鸟类。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国王、画家、侏儒皆一身宫廷盛装，他们肯定以为自己在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