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从来高难问——李清照传

　　《常春藤传记馆：天意从来高难问——李清照传》：　　身陷党争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重新启用司马光为宰相，贬黜了大批支持新法的大臣，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直斥新法为毒药，认为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并指责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他提出“以母改子”，下令废除全部新法。苏轼虽也是旧党，但对新法并不是全盘否定，也不同意在短时间内全部废除新法，认为应该循序渐进。但他的主张并未被司马光采纳。　　高太后与司马光几乎是挟着一腔愤怒去清算新法及支持新法的大臣的。变法的中坚人物——前宰相蔡确被贬至安州为知州。他在游览安州车盖亭时写下《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其中抒发了被贬的郁结之情。这本是官场失意之人的自我排解，但对于旧党而言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与蔡确有旧怨的汉阳知军吴处厚上书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其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诬告蔡确在这十首绝句中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后，此为讪谤之罪。旧党立即抓住这次机会，对蔡确及整个新党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蔡确被再贬至岭南，其他已被贬黜的新党成员再一次被重贬。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打击政敌面*广、力度*大的一起文字狱。当年新党成员李定等人加害苏轼的“乌台诗案”仅苏轼一人获罪，并未殃及他人。神宗皇帝在极其愤怒之余也并未对苏轼起杀心，只是想借整治苏轼敲打反对变法的旧党而已。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记载——元丰间，苏子瞻系御史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云：“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王定国在《闻见近录》中也记载了此事——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睢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尔。”子厚曰：“宜之唾，亦可食乎？”在苏轼落难时，搭救他的竟然是变法派的核心人物章悖。　　司马光及其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却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悖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的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1086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成员章悖、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罗织罪名对李德刍、蒲宗孟等人进行降官贬黜。　　在新党官员看来，旧党用的手段是前所未见的卑劣，借“车盖亭诗案”打击新党所有人。岭南在古时向来被视为死亡禁地，凡被发配到岭南的官员基本宣告着死亡的结局。蔡确被贬至岭南时，吕大防和刘挚曾替他求情，希望让他改迁他地，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蔡确后来死于岭南。高太后曾言“元丰之末，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吾不忍明言始托讪上为名逐之耳”。她直白承认治蔡确之罪，“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高太后利用岭南恶劣的自然环境除掉蔡确，实质上已是突破了神宗时期“圣朝不宜诛名士”的约束，开了杀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