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而当伊拉克1990年夏在靠近科威特的边境地区大量集结军队时，西方领导人需要考虑的是另一个独裁者的目的或计划。美国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判断“伊拉克希望获得什么以及这种行动可能会向何处发展。”他们从一个具体的国家——伊拉克——开始，考虑其*近的历史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伊拉克*近刚刚结束与伊朗之间持续了近十年的代价高昂的战争。大量的军费开支与巨额的国内花销，使伊拉克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伊拉克失去了阿拉伯河（Shatt-al-Arab），因此它迫切需要新的港口设施，而如果能吞并科威特的一小块海岸地区，这个需要就可以得到满足。而且中立的旁观者会发现，伊拉克在与科威特的边境争端中所提出的要求是有些道理的，特别是对那些从边界两边都可以开采的地下油田的要求。因此，布什总统能理解伊拉克向更富却更弱小的邻国科威特提出的金钱上的要求，甚至是伊拉克的一小块领土要求。　　而当把注意的焦点进一步集中到人格化的伊拉克，特别是集中到萨达姆??侯赛因的独特性格特征时，西方领导人认为萨达姆的行为与他们对这个伊拉克残暴的独裁者的一贯认识是一致的。对伊拉克与萨达姆有更好了解的邻国也持同样的看法。科威特认为向伊拉克做一些让步可能是必要的，除非伊拉克的这些要求仅仅是其欲望的开始。对萨达姆的目的，埃及的判断与科威特相同。而在布什总统与约旦国王侯赛因交换看法，表示希望“形势的发展不会超出理性的界线”时，这位国王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形势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因为苏联长期是伊拉克的援助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就向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核实情况。根据贝克的说法，谢瓦尔德纳泽私下向他说，“这个人或许是强盗恶棍之类货色的人，但他并非是不理性的，而这将是一个不理性的行动，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这样，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军事行动将只局限于占领科威特与伊拉克边境上的那些有争议的油田。但是，当伊拉克在8月2日发起进攻，其行动却不是有限的；伊拉克的坦克占领了科威特的全境。而这如果得不到遏制，也将对沙特阿拉伯构成威胁。　　在希特勒和萨达姆这两个案例中，西方领导人试图通过一种理性行为体模式来解释和预测错综复杂的国家行为。他们首先从*抽象的理性行为体核心模式与国家*基本的目标开始；然后，为了使分析进一步深入、细化，他们关注具有特定价值观与认知的领导人。由于把这两个人只简单地视为民族主义者，西方领导人并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两人更具有个人独特特性的价值观、思维及其他因素等；而要了解这些，他们就需要掌握更多的相关细节。在这两个案例中，这种反映了个人独特特性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对其人格与认知进行详细分析后才能理解。就希特勒而言，这种个人独特特性就是其独一无二的世界观与个人使命感；而就萨达姆而言，则是萨达姆对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历史宿命的幻想，以及其特有的、部分因七八十年代中东所发生的事件而产生的对美国的不屑态度。　　当研究的焦点转向了领导人，分析就需要掌握有关领导人在三个主要方面所做的判断的信息。如杰弗里??维克斯（Geoffrey Vickers）所言，关键的问题是：行为体如何“挑选、利用、呈现其有关‘系统状态’的信息？它如何确立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估的标准？它如何选择与采取反应？”我们可以认为行为体在这三个方面——价值、现实和工具（value，reality，and instrumental） -的判断构成了行为体的信念体系的基础。125尽管是相互独立的，但这三种判断在理性行为体范式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体的价值判断（国家关心的内容）影响着国家的目标与目的；同时还影响着国家将关注于现实的哪些方面。价值与现实方面的判断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因为“事实只有与一些价值判断存在关联，这些事实才会变得相关而重要；而只有与一些事实相联系，价值判断才会有意义。”而价值判断反过来还会受到工具方面考虑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的目的经常会受到它认为自己拥有的实现其目的的能力的影响。对维克斯而言，这些相互交错的判断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主体对某种情境的“评判”。“这样一些评判”，他进一步说道，“反映出了我们*好将之称为倾向性的东西；这种倾向性使行为体关注于情境的一些方面，而非其他方面，并使行为体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评价这些方面。”这些倾向性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评判体系。　　深入分析行为体复杂的信念体系的作用，在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有关英国如何评估与应对其帝国力量衰落的研究中得到了展示。弗里德伯格欣赏现实主义在解释国家行动时对权力与地缘政治因素的强调。弗里德伯格向我们描述的一幅有更多细节的图景则显示只有一群不断变动的官员，他们根本没有连贯的国家战略；这些人中，如果不是没有一个的话，那么也只有其中一部分人才会关注帝国权力的衰落。和“国家和政府内部权力都集中”的国家相比，英国“杂乱无章的民主制”，是决定其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弗里德伯格的结论是，“在英国，改变是渐进而分散的观念变迁的结果；时而发生的危机则会使这种变迁得到巩固与加速。”这种深入细致的分析，不仅利用了本章前面概括的那些范畴中所包含的不同理论洞见，而且把这些不同洞见很好地融合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