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创业管理(第26辑)

创新引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机制研究—基于华为的案例研究* 　　刘海兵，尹西明，陈劲，黄天蔚 　　（1.武汉科技大学恒大管理学院，武汉430081；2.武汉科技大学湖北产业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武汉430081；3.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100081；4.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100084；5.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创新引领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范式，是后发企业超越追赶、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选择。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是创新引领理论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制造克服“大而不强”、*终实现超越追赶的底层逻辑。本文基于华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创新实践，运用扎根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创新引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模式。研究发现：创新文化嵌入机制、支撑创新引领的战略协同机制、保障创新引领的科技安全治理机制是创新引领加快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具体过程机制。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补充和完善了“创新引领”这一新的理论范式，为后发企业在加快打造动态核心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超越追赶，进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创新引领；引领性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科技自立自强 　　中图分类号：C930；F273.1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而创新引领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范式，不但是建设面向未来的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选择，更是后发企业超越追赶的必然选择。创新引领理论试图回答，在世界传统工业强国纷纷走上再工业化之路、后发国家后发优势逐渐缩小的背景下，作为奋力超越追赶的后发企业，中国制造企业如何通过创新继续缩小与先发企业的技术距离，甚至赢得反向技术距离，从而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瓶颈，大幅度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攀升到价值链中高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超越追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动力”，其后在多次重要会议上阐述了这一全新的创新范式和高超的政治实践智慧，对中国制造坚定创新自信、加速创新突破擘画了宏伟蓝图，也将创新在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始于熊彼特创新概念、完善于战略管理理论发展的创新管理理论如何积极拥抱这一命题，建构中国情境下的创新引领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管理学的时代重任和新的使命担当。 　　中国特色创新引领理论体系的建构事关科技创新强国的建设全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国家“十四五”规划也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放眼世界工业强国制造业崛起之路，除了深厚的工业基础和各有特色的产业政策之外，不可忽视的重要驱动因素中都有前瞻性、系统性的管理理论支撑乃至引领制造业发展，如美国的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日本的精益生产理论、韩国的追赶理论，创新领域的熊彼特创新、用户创新[1]、开放式创新[2]、颠覆式创新[3]等。但十分遗憾的是，立足“超越追赶”情境的中国管理理论并未很好地得到发掘和提炼，显著“滞后于管理实践”，“与管理实践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4，5]，中国管理实践的突破日益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 　　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是创新引领理论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制造克服“大而不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终实现超越追赶的底层逻辑。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深嵌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和跃迁。学术界关于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纵向考察技术创新能力演化过程和演化路径，运用的理论主要是组织学习理论[6]和组织演化理论[7]，如组织演化理论认为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变异、选择、保留与传衍”的过程[8]，但目前对能力演化机理的理解尚不清晰[9]；另一类是探究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先导因素，前后间复杂而混沌的因果链已形成了组织边界内外的前因，包括自然选择视角[10]、早期制度理论[11]、定位观、吸收能力观[12]、资源基础观[13]、知识基础观[14]、认知理论、高阶理论[15]。然而，这些研究除了自身演化路径不清、协同机理不明、路径模糊、缺乏动态视角[16]等问题外，*大的不足是存在着明显的战略管理范式烙印，将可持续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目标而又等同于组织绩效，进一步将组织绩效等同于市场表现，大量研究采取了这一“看上去应该如此”的分析范式。也就是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从属于战略、服务于竞争优势成为创新领域的研究惯例，然而，这种惯例使概念范畴逐渐缩小且忽略了创新的外部性问题，忽略了作为社会性主体的企业在创新发展中应该承担范围更广、影响更深的社会责任。尤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阶段，企业如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从而追寻“有意义的创新”[17]，战略管理范式很难给出有效解释和路径答案。这些研究缺口正是创新引领理论体系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庆瑞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动力”后，敏锐地意识到“创新引领把创新摆在比战略更重要的位置上，创新引领的研究时代已经到来”，随即带领创新管理团队成员从2018年深入开展创新引领发展的理论研究。时至今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海兵等对创新引领的概念、过程、实现机制进行的初步探讨[18，19]，以及尹西明等[20]对新竞争环境下企业加快颠覆性技术突破的路径机制研究。然而，作为一种区别于创新驱动的创新管理新范式，创新引领多从宏观的国家视角和中观的战略变革视角开展研究，而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颠覆性技术、底层共性技术的路径尚缺乏从企业层的微观视角探究。因此，作为一种新范式，关于创新引领理论体系的研究还存在明显缺口，尤其是考虑到企业是贯彻创新引领发展范式的核心主体，更呼唤学者从微观视角来解构创新引领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过程机制。本文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作为创新引领方面的典型代表性案例，深入剖析创新引领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机制，以期进一步拓展深化创新引领理论体系中的作用机制问题。一方面，补充完善现有创新引领的相关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为中国企业在新时期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提供实践启示。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2.1　创新引领理论与文献 　　“创新引领”中的“创新”比传统创新驱动理论中的“创新”对企业长期优势的构建更具有未来意义。创新驱动是战略导向范式中的组织行为，认为创新模式的选择应根据不同战略目标来选择。战略目标长期处在绩效主义看重的市场表现的襁褓中，而市场表现仅仅是绩效概念的其中一个要素，绩效还应当包括程序正当性和公平正义。因此，战略导向的创新驱动有助于企业构建自身竞争优势，但构建的竞争优势是否对产业链技术生态位的上移、对周边行业产生正溢出效应、对人类进步的意义有深度思考，这依赖于企业决策者的个人偏好。这也正是近年来责任式创新、有意义创新等新理论涌现的背景和价值诉求。例如，责任式创新针对基因伦理危机、核科学应用风险等科技伦理问题主张创新要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实现创新与社会价值的相统一。陈劲等于2017年提出“整合式创新”理论，主张国家和企业要以整体观和系统观的中国哲学思想来重新审视创新过程，实现整合性的价值创造[21]，并于2019年进一步提出了有意义的创新，主张企业决策者应将注意力转向“更加长期与深层次的社会意义与人类发展大趋势上”[17]。而创新引领范式，强调企业层创新应首先在突破组织边界的基础上，以整体观和系统观来思考创新意义、追寻创新价值、匹配创新模式，并引入前瞻性思考（forward-thinking）的战略预测（strategicforesight）来引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创新过程，这既是对已有范式的打破和革新，也是“第四代管理学”[5]在创新管理领域的典型化应用，被称作“中国的第四代创新理论”。 　　许庆瑞等[22]在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和世界一流企业的创新之路后，归纳总结出了“战略制胜、全面创新、人企合一和自我积累”的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规律，并指出在新科技革命时代，企业创新管理需要回归商业的本质和管理的本源—视组织为生命系统而非机械系统的新世界观，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在建设一流企业的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经验和智慧。刘海兵等[18]则在梳理先后作为理念、作为要素、作为方法论、作为价值导向四个阶段创新观发展逻辑的基础上首次从理论上提出“创新引领”，并借助海尔集团洗衣机产业线的创新实践，从价值导向、创新态度、效应、驱动力（VAED模型）四个角度界定了创新引领的内涵，认为它的价值导向是致力于企业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元平衡，更加重视在促进社会进步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其效应更加体现在对行业技术创新和对社会进步推动的贡献，创新文化是根本的驱动力。这与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23]思想高度一致。此外，其还探讨了创新引领的过程，包括创新意愿、创新战略、创新行为和核心能力。在创新引领概念和过程初探基础上，刘海兵和许庆瑞[19]进一步提出了与创新引领同义的“引领性创新”，认为引领性创新观基础上的决策机制、创新战略选择机制、管理机制和组织柔性化机制是后发企业在“超越追赶”过程中实现引领性创新的关键机制。 　　然而，尽管上述文献对创新引领的概念和内涵做了探索性研究，但总体上缺少对创新引领企业跨越式发展的内部微观机制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创新引领如何驱动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破的机制尚属空白，亟待从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予以揭示。 　　2.2　高管认知理论与高阶理论 　　相较于早期的制度理论强调环境对战略选择的重要性，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强调组织的物质和知识基础，而认知理论和高阶理论则从心理学角度强调人的因素，特别是强调企业经营决策者对环境的主观能动性，由此也形成了战略选择理论中战略制定和环境之间的共演机制[24，25]。高阶理论[26]认为企业家战略意图很重要，企业家可以选择不同的企业发展战略适应环境变化，并采取合适的组织结构保障战略的实施。因此，高管团队个性特征、高管团队结构、高管团队断层及断裂带成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研究热点。这类研究尽管注意到管理者在战略选择中的主观能动性，但尚未深入到企业决策团队的认知心理过程。 　　认知理论认为企业家的战略意图取决于资源认知[27]、情绪情感认知，以及无意识认知。认知可能取决于刺激情境的整体性、突然的理解或知觉、有意义的发现与接受等。认知理论进一步证实了战略意图对知识搜寻行为的促进作用[28]，而知识搜寻行为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积极作用。但现有的研究多聚焦在静态视角，缺乏从动态视角分析战略意图对技术创新能力演化的机制。除认知理论、高阶理论外，资源建构理论也肯定了管理者对“资源从何而来”的主观能动性。 　　根据认知理论和高阶理论，企业经营决策者的创新认知有助于企业采取积极的创新行为进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而强调管理者创新认知的重要性正是创新引领的理论内核。这说明，创新引领理论是认知理论、高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后者是为创新引领理论的科学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样，创新引领理论需要回答创新认知、创新意图如何形成，以及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微观机制。 　　3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Eisenhardt[29]、Yin[30]等建构的案例研究基本原则，为案例研究提供了基本规范，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接受，尤其为新兴经济体情境下管理现象的解释和管理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工具。案例研究有助于较完整地呈现包括管理者情感情绪在内的管理空间，揭示现象本质的关键证据链[31]，从而挖掘复杂现象背后的机理、规律和机制。相比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