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博弈

简体版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时空背景是世纪之交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韩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波三折，充满悬念，*终皆大欢喜，颇具戏剧性。是否对金融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乐趣。笔者认为，这个故事还能折射出另外一层意义，这就是一个国家对于外资和外国人才开放，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从来争议不断，至今未了。 韩国对于外资的开放，真正始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是迫不得已，挽救国运之举。而此时，中国对于外资逐渐开放已有20年的历史。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市场都是有争议的，有的步伐快一些，有的步履蹒跚；有的自愿，有的则是无可奈何。但一个国家到了比较发达的水平，则除了有关国家安全等特殊领域，基本上对外资是开放的。我国也是如此，时至今日，除了商务部公布的“负面清单”上的领域，我国市场对于外资基本上全面开放。 正因为此，中国跃升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主国。2020年，中国引入外国直投金额位居世界**，达到1630亿美元。2021年，中国屈居第二，但总额增长了20%，达到1790亿美元。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外国直接投资”指投资方直接拥有或控制被投企业10%或以上股权或投票权。直投有别于流入公开证券市场——股票或债券市场——的被动金融投资。前者通常是长期投资，后者可以随时买卖。外国直投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直投往往伴随着技术、产品、品牌、知识产权、管理方法和人才的利用或转移，所以带来的价值和无形资产远大于金钱本身，所以对东道国的贡献比被动金融投资更大。 中国早已是世界**的贸易大国，又成为引入外国直投的翘楚，这意味着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巨大潜力日益得到外国投资者的认可，而且市场开放的程度可与发达国家比肩了。当然可喜可贺。其实中国从40几年前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尤其成为全球**大贸易国，与外商是密不可分的。在2020年，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39%，不可不谓举足轻重。 韩国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银行体制几乎崩溃的情况下引入外资，改造其银行系统。危机之中，国内资金几近枯竭，国库见底，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因此走上这条路，实在是被逼无奈。而在本世纪之初我国的银行体制改革，大量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则不是因为缺钱——当时府库充盈，而是为了引入国际*佳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方法，以彻底改造中国的银行体制，使之长治久安。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就凸显了对待外资和外国人才的态度迥异。而中国循序渐进开放，基于对其带来的好处不断加深的体会和认识，基于与国际市场的逐渐接轨。 民族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情怀。但是在每一个国家当中，都难免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其特征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排外。各国的历史证明，狭隘民族主义不是爱国，而是害国，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封闭的状态下发达起来。中国只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开始崛起。韩国引入外资改造其银行体制虽然不情愿，但食髓知味，后来成了世界上*开放的市场之一。 单向的开放，不是真正的开放，双向开放才是真正的开放。中国的市场，不但需要外资走进来，中国的企业还要走出去，捕捉外国市场的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位列全球**，为1537亿美元，而存量占全球第三，净额达到25807亿美元。中国2.8万家投资者在境外共设立境外企业4.5万家，分布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有的中国企业变成了跨国公司，创立了全球品牌，国人应该引以为傲。 笔者曾经在美国的沃顿商学院当过教授，在拙作《走出戈壁》中描述过收到沃顿、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的聘书之后难以抉择而踌躇不前，但也深刻体会到美国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在于兼收并蓄，延揽全球人才的包容性。同样，美国的大企业中，外国人当首席执行官者不可胜数。真是英雄不问出处，唯贤才是举。如果一个中国企业的高管是洋人，对于企业，对于国家，是利还是弊？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社会上仍然不无争议。 笔者主导的另一项重大投资——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收购深圳发展银行的控制权，就是聘请了一名外籍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其人不负众望，不辱使命，改造了深发展，转亏为盈，给银行和所有股东——深发展是上市公司，有几十万股东——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这位洋人是当时的*佳人选，尽管他有“瑕疵”——不说中文，但瑕不掩瑜，我们看重他是个修理银行的专家，所以还是启用了他，收到奇效。这个故事也很精彩，留待以后再讲。 当中国市场不但使外资趋之若鹜，而且中国企业能够不拘一格，不问出身，大批吸引世界上*佳的人才为之服务，甚至当高管，乃至**把手，那将真正标志着：厉害了，我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