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数社会

各怀手机，一起独处 相比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数字化的力量更加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从观念到行为，改变之剧烈，超乎此前的所有事物。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夜晚，一个普普通通小城的一栋红砖小楼里，温暖的白炽灯光下，一家三口围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着一部金庸武侠剧，还不时为电视台每晚只播三集而叹息不已。 这一幕，可能是无数 80 后的儿时记忆。那时候的家庭生活，很多都是围绕电视机铺陈开来的，家人聚在一起看综艺、看球赛、看电视剧。 与当下一家三口各自抱着手机独自上网相比，电视时代全家围坐观剧的氛围更为温暖。电视常常摆放在客厅，承担着家庭中公共娱乐工具的角色。在人们还没有把电视搬到卧室前，看电视经常是一家人的集体活动，是一个家庭的公共娱乐方式，就像古人围炉夜谈一样。无论是对特定电视节目的共同爱好，还是对看电视的氛围的享受，这种聚合过程都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成为和谐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在曾担任三任美国总统资深顾问的罗伯特·帕特南看来，电视虽然可能润滑了家庭关系，但却损害了社区利益，它把家人连接在了一起，却牺牲了更广泛的外部对话的机会，因为一天只有 24 小时，你花了许多时间看电视，就意味着你难以挤出时间去和朋友见面、去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因此，帕特南认为，电视并不是一个好发明，它动摇了美国社会赖以繁荣的根基——深厚的“社会资本”，即电视导致美国公民精神与公民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意愿都日渐衰减。 作为政治学者，帕特南发现，美国的“社会资本”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就处于衰退状态，那种喜好聚会、彼此亲密无间、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于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出门交朋友、参加集体活动了，反而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总之，个体越来越关注个人面向，忽视公共事务。 在数字时代，帕特南所关注到的这种“社会资本”的流失仍然在继续，而且另外一种“群体性孤独”也开始四处蔓延，较之二十世纪的电视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与智能手机相比，电视就小巫见大巫了。 青少年看似在孤独地上网。美国女孩雅典娜和她的同龄人一样，很擅长对父母的话充耳不闻，这样可以让她把注意力放到手机上。“我看见过我的朋友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情景：他们根本不交谈，他们打电话时只是说‘行，行，无所谓’。他们根本不关注自己的家人。”她整个夏天都密切关注着朋友们的生活，不过几乎全是通过短信或色拉布。“我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比花在与真人接触的时间要多，”她说道，“床上都有我躺着的印记了。” 雅典娜正是出生于 1995 年至 2012 年间的“i 世代”，从很小就开始接触手机，对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年代完全没有印象。圣迭戈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简·M. 腾格是美国著名的代际差异研究者，她曾在《大西洋月刊》撰写题为《智能手机是否毁了一代人》的文章，文章称“i 世代”生活中的一个讽刺是，尽管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父母同处一室，但很难说比前人跟父母更亲近。腾格的研究发现，自2000 年到 2015 年，每天都和朋友在一起的青少年数量下降了 40%，近来更甚。这纯粹是因为孩子们很少聚在一起消磨时间了。滑冰场、篮球场、镇上的泳池，这些都已被手机软件和网络上的虚拟空间代替。 腾格的研究发现，从千禧一代到“i 世代”，青春期又一次在收缩，但仅仅是因为它的起点被延迟了，18 岁表现得像以前的 15 岁，而 15 岁则更像 13 岁。 美国流行文化一度将驾驶汽车刻画为青少年自由的象征，但开车对如今的青少年也丧失了吸引力。婴儿潮那批高中生，几乎所有人都在高三春季开学前就拿到了驾照；而现在，高中结束仍未拿到驾照的人超过了 1/4。对一些人来说，有父母这个好司机在，自己并不需要开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做兼职的高三学生占了 77%，到了 2010 年中期却只有 55%。初二学生中有偿兼职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一半。 相比车和派对，如今的青少年觉得待在卧室更自在，似乎也更安全。很明显，他们更不容易遭遇车祸，对酒精需求更小，自然也远离了酒精导致的相关疾病。在心理层面，他们却比千禧一代更加脆弱：自 2011 年以来，青少年抑郁和自杀率开始飞涨。不夸张地说，几十年间，“i 世代”面临着*为严重的精神危机。这些问题不少出于他们所拥有的手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同步兴起造成的震动， 人类此前从未领略。有无数的证据表明，我们交到年轻人手里的设备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导致他们极度不开心。 何止“i 世代”，就连 85 后也被互联网深深改变。专家一度把1984—1995 年出生的这代人，称为“插电”的一代。这些人中，85% 拥有智能手机，80% 会把手机放在床头。根据剑桥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两项研究，1984—1995 年出生的这代人所遭受的“科技困扰”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要严重。 美国心理学会和哈里斯民意调查的一项研究表明，1984—1995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之所以压力过大，主要是因为金钱和工作。这一代人不像前几代人那样，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在工作方面，也缺乏应对各种职场问题的经验。因此，这一代人在使用科技产品时，往往会表现出拥有更高技能，却也压力更大的特点。加州州立大学2014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远离智能手机，将是这一代人产生焦虑情绪的主要诱因。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通信研究部主任大卫·艾利斯说，“这一代人将在线社交作为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虽然享受着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时沟通的便利，但是同时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困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为了研究人们的网上互动，与 7 家中学合作，收集了 450 名中学生的**手研究资料。她通过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给人们的沟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弱化，有些人甚至因此丧失了面对面交流的能力。特克尔认为，从形式上看，发短信、发邮件，上社交网站，玩电子游戏似乎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更轻松、更密切，但实际上人们却更焦虑、更孤单。 特克尔把她对人与机器如何互动的观察，写入了《群体性孤独》一书，揭露了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痛点：你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发现自己往往只是独自一人，唯一的伴侣是一部手机，它比你身边的人和你更亲密。为什么人们宁愿选择一台机器也不愿选择身边的人作为交流对象？特克尔在书中提出了这个人们置身其中却又浑然不觉的问题。 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作为浸淫在媒体环境中的个体，也经历了从“容器人”到“拟态人”的转变。 日本人把“电视一代”称为“容器人”。日本学者中野牧认为，在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就像是“罐状”的容器。这个容器孤立封闭，为了摆脱孤单状态也希望与外界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彼此的内部。因为他们并不希望对方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保持一定的距离成了人际交往的*佳选择。“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态度，但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像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烦琐日常的束缚，追求心理空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这一概念强调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人社会化和人格形成过程的影响。 中野牧所说的这个容器，也可以理解为传播学里讲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拟态”的字面意思就是模拟真实生态，言下之意是指并非真实的环境。传播学大师李普曼早在 100 多年前就提出拟态环境概念，他认为，拟态环境是由传播媒体在人与现实环境之间插入的“信息环境”，它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而是现实环境被传播媒介重新组合之后的产物；二是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分裂，而是建立在现实环境之上，融合于现实环境之中的。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往往也生活在三层“现实”空间之中：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经过媒体加工客观现实后产生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受众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现实本身来看待；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 在李普曼的基础上，日本学者藤竹晓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由于人们长期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些行为作用于现实环境，使现实环境越来越被赋予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拟态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从表面上看，上网和看电视都是在缺少现实互动的空间内进行的，但实质上，网络比电视更加缺乏约束。因此，“容器人”这种生存状况不仅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削减，反而更变本加厉了。网络的“虚拟实在性”使人们常常沉溺于屏幕，而忽略了屏幕外的真实时空。在社交网络时代，人们通过脸书、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塑造了一个接近内心“完美”的网络形象。尽管使用的是真实身份，但是在网络世界呈现的却是自我加工后的自己，即所谓的“拟态人”。出于自我认同的需求和对他人认同的渴望，大众倾向于选择自己较为满意或者积极的一面来对外进行展示和分享。 从罗伯特·帕特南、雪莉·特克尔到中野牧，他们关注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命题，即科技对于人际关系的影响究竟几何？我们是否真的为了建立便捷的连接，而牺牲了宝贵的对话与合作？ 人类花费了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时间，才建立起一个能相互合作的文明社会，而线上王国的历史不过区区数十年。 对于人类在网络世界的行为特征的研究和理解，我们依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如何理解人们在互联网的行为与线下表现的千差万别？离开网络，你在现实世界中，只能在“熟人社会”中提高自己的声誉；而在网上，你可以向整个社交网络宣传自己，而且还容易引发关注，扩大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