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半个世纪追随一场风暴

　　在北方生活已久，我是见过雪的。三十六年前走在这条被白雪覆盖的山道上，我初次投向这片土地的目光，我那颗荒凉的心，一下便被漫山遍野顽强挺立的这些芭茅草，被这些凶猛的刀砍不尽火烧不绝的山地野生植物，密密麻麻地占据了，塞满了。看到它们不亢不卑，生生不息，一副傲对苍天的模样，我热血沸腾，顿时感到无比亲切，内心升起一股难言的愧疚感。我真想走到它们面前，伏下身去，把它们一丛一丛抱在怀里，对它们说出我的渴望，我对这片土地万劫不复的眷恋，哪怕被它们锋利的叶片割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但我不知道当我走进它们的深处，当我看见那几间被芭茅草簇拥着的房屋时，究竟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我就这样踏着漫天皆白的雪野往前走，或者说往前扑。记得那时候我真是年轻啊，刚过四十岁，但却感到疲惫不堪，两只脚像踩在深深的烂泥里，瘦弱的身子仿佛被岁月掏空了。在崎岖并寒冷的山道上奔走，就像一片枯干的叶子在山峦中随风飘荡。因为我几十年走过的路，实在是太曲折，太迢遥了，走得跌跌撞撞，苦辣酸甜。你想啊，出生才几天就被父母时而揣在怀里，时而放在竹背篓里，跟随他们去长征；到了延安，水土还没有适应过来，又被他们送回湘西老家隐姓埋名，东躲西藏。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妈妈好不容易找到我，接回身边，接着便上学，当兵，连个恶补亲情的机会都没有；大学还未毕业，便被派到青海去写民族史，但刚着手收集和整理资料，十年动乱又开始了：父母在一夜之间身陷囹圄，我和我的家人被迫跟着含冤负辱。三十四岁正当而立之年，天塌了，作为共和国元帅的父亲抱恨而去。哦，几十年的日子就这样颠颠倒倒，漂泊不定，弄得家破人亡，不堪回首。　　三十六年前是什么年代？1975年！当时昏天黑地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含冤去世的父亲离伸张正义还遥遥无期。为此我咬紧牙关，忍住泪水，把能说上话的老帅、将军和要害部门的前辈，都找遍了。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著名历史学家胡华教授的举荐，我从西北调回到了北京，然后几经周折，被安排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因为我是学历史的，现在有了名正言顺的调研和宣传革命史的任务。澄清历史的本来面貌，还党史中诸多重要人物的政治清白，从此成了我主动背负的使命。　　事后想起来，或许是在战争年代的苦难中长大，父亲虽然没有传给我像他那样高大的身躯，却传给了我坚强不屈的性格，认准的事情谁也不能阻拦。　　这次故乡桑植之行，我给自己的任务是，必须到父亲当年带领十几个弟兄举义的芭茅溪盐局去考察一下，看看这座旧址是否还存在。即使遭到人为破坏，我也要看看究竟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有句话叫“树高千尺不忘根”，在我的心目中，芭茅溪盐局就是父亲革命的根，也应该是我的根。我已到不惑之年，如今有了亲身寻找历史的机会，能不去寻找父亲和我自己的根吗？　　芭茅溪是桑植的一个小镇，离县城一百五十里，与湖北的鹤峰毗邻相接。三十六年前我到达这里时，还没有通公路，只能步行。天说凉就凉了，临近年关，山里开始飘雪。走在父亲当年无数次走过的山道上，我感慨万端，心潮起伏，仿佛脚下踩着的每块石头，每坯泥土，从悬崖上垂下的每片芭茅叶，都带着父亲的体温。　　父亲早熟，注定是一个闯天下的人。他长到十三岁，已是虎背熊腰，身强力壮，耿介刚烈，没有多少人敢小看他。为减轻家里的负担，他脚蹬草鞋，身系一把柴刀，主动去马帮当骡子客，跟随姐夫谷绩廷去赶马。那时的盐被官府严加控制，各地设有盐局，都由如狼似虎的税警把持。在故乡桑植那种偏乡僻壤，盐就像金子那样珍贵，不容许私自贩运，老百姓吃不吃盐都得交盐税，税负重得让人无法承受。所谓赶马，就是把盐从外地运回来，交给盐局，那是一种辛苦而又危险的营生。因为远走他乡不仅要爬山过坳，日夜兼程，风餐露宿，还会遇上拦路抢劫的土匪和强盗。所以，当骡子客，光有力气是不够的，还必须体魄健壮，生性强悍，经得起摔打，在紧要关头能挺身而出，以命相搏。当年湘西的土匪可是多如牛毛，远近闻名，让人闻风丧胆，有人马没有赶回来，命却丢在了半路上。但父亲不惧怕这些，他甚至渴望有这样的机会让自己一试身手。后来到延安写出《西行漫记》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还未见到我父亲，就为父亲在红军中广为流传的故事着迷。他在《西行漫记》里用了一个章节写我父亲，特别提到他在少年时代的一件往事：那还是清朝时期，桑植的一个武官听到我爷爷多次说起我父亲勇敢无畏，从不惧怕险恶，怀疑我爷爷是在吹嘘自己的儿子。一天，那个武官有意请我爷爷吃饭，叮嘱我爷爷一定要把我年幼的父亲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