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先富共富”的中国梦(贾康签名限量版)

四、中国由“先富”向“共富”的阶段转换 马克思主义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提出未来社会应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状态所支持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不言而喻，与此种追求相匹配的，一定是共同富裕的分配状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共同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愿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后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已由邓小平明确地表述为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所高屋建瓴而简洁概括的走向共同富裕认识，上合中国古代早已树立的大同理想，下合现时亿万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说是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总纲，是今后优化我国收入分配明确的目标导向。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社会基本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尖锐。为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我国及时制定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机制和原则，以发展经济为**要务，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以求*终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这一发展思路，也被人们简称为“先富共富论”。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其实现路径是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而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出深圳等首先发达起来的地区，要回过头来支持欠发达的地区。党的十四大也提出，“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等观点。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1997年党的十五大重申了这一原则。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机制崇尚效率，从而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1979—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6241亿元增长到209407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966%，而同期世界平均GDP增长速度仅在3%4%。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回落，但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收入分配失衡为核心的社会公平问题也在不断加剧，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并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2002年，世界银行指出：“大范围的贫困人口减少是中国1979年改革之后所取得的*大成就之一。……此后的深化改革并没有像之前那样让贫困人口受益。在没有解决其他国内市场扭曲问题的情况下进行这些改革反而使得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改革开放初期，正是针对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国情特点，我国及时制定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先富”战略。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选择，使我国尽快摆脱了贫困落后状况。然而，这一不平衡发展战略也是有代价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收入差距扩大为代表的后果日益凸显，不同程度的危害产生，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由“先富”向“共富”的阶段性转换显得愈发迫切，并且转换时机和条件也已趋于成熟。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调节收入分配和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缩小贫富差距，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客观要求，已十分迫切。这些标志着我国发展战略重心由“先富”转向更多注重“共富”的时机已经成熟，既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紧迫性。 选择恰当的时机将经济工作的重心由“先富”转向“共富”，是改革初期便确立的一项既定发展战略，也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的必然要求。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和经验的启示，同时鉴于收入差距过大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和各种危害，在“问题导向”之下，我国当前已迎来了由“先富”到“共富”阶段转变的全局性契机，特别是基于20世纪末以来陆续制定和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税费改革、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效果的逐步显现，我国地区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生活、收入水平差距在近几年已开始逐渐缩小，为共同富裕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下一阶段，我国还应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2021年中央“8·17”会议精神为指导，针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把“问题导向”结合于“目标导向”，将“先富带后富，*终实现共同富裕”确立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心之一，持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而使全社会的努力，更加合理地集中到推进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目标上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在揭示社会再生产基本规律的层面，阐发了人类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关联，刻画了其运行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的依次继起、互动和周而复始的循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肯定生产的关键意义和根本性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深刻地指出了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的能动的反作用。 在物质资料生产的总过程中，分配、交换和消费不只是消极地被生产所决定，还对生产起着重要的反作用。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产品分配得是否合理会加速或阻碍生产的发展。交换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产品交换得快与慢对生产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①消费是生产的*终目的；②消费使产品的生产行为得到真正完成，使产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品；③消费作为原生动力引导生产的发展；④消费为再生产创造出劳动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解决好人民*关心的利益问题、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重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框架初步形成，配合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灰色）收入、非法（黑色）收入问题不容忽视，部分底层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收入分配不公令颇多社会成员焦虑，与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成员获得感、幸福感相关的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建设的改革任务难度很大，推进迟缓。这些问题的存在，关联于我国转轨与发展全局的矛盾凸显隐患叠加，迫切需要我们加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以求形成合理思路和全套要领设计，有效地优化收入分配机制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梦奠定扎实基础。 收入分配及其制度安排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和经济学领域持续的热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关于社会扣除与社会保障的理论（《哥达纲领批判》）和运用累进税实施调节的主张（《共产党宣言》）都包含了深刻的人文内容与学术内涵。在国外研究成果中，库兹涅茨基于实证考察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演变趋势的认识，形成了广泛的影响；近年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关于资本收益增长率长期范围内高于劳动收入增长率而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分析认识，又带来了全球性的关于收入分配及相关问题的热议与观点交锋。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社会转轨中，邓小平很早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终突现共同富裕的全局性、战略性思路，尤其在邓小平晚年，更是把共同富裕问题提高到改革发展成功与否的高度加以强调，具有长久深远的启示与警醒、指导意义。针对现实生活中收入分配、财产配置格局的变化和社会生活中伴随矛盾凸显的高度关注和不满，不少学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探讨了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白重恩等关于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分配比重的深度考察分析；李实、赵人伟等关于收入分配的一系列数据分析和政策考评；王小鲁关于中国居民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测算；贾康、华生、蔡昉、徐滇庆、卢迈等牵头组织课题研究，系列文章或专著写作形成的多视角分析认识和政策主张；等等。 五、两大主流认识间的悖论与问题的关键 在指出中国学者的研究取得值得肯定的成果的同时，还有必要指出在收入分配重大认识判断上的不到位与紊乱：在社会上同时存在两种堪称主流的认识判断。一种认识认为，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所得的部分明显偏高了，换句话说，居民所得份额是明显偏低的。这种认识多年来多次被人们强调，白重恩教授等对具体数据也有细致考察，大概念是居民收入份额在千年之交后10余年间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消费率明显偏低——当然，这种认识还会与社会成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上新的不满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很多人就提出，扩大内需的同时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使消费成为以后主要的动力源，或者说，将来要从投资推动转到以消费为主推动的新状态上去。但与这个观点有关的何为优化量值的依据，在讨论中几乎看不到。另外还有一种认识，有学者作了研究论证和几轮测算之后提出，中国收入分配存在灰色收入、黑色收入规模巨大的特征（虽然官方统计上并不提供数据），这些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是被社会的一部分成员掌握的。代表性研究者王小鲁教授*新一轮测算结果认为，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我国整个GDP里面，实际上有6万多亿元的部分是灰色收入、黑色收入。 由此可引出一个判断：如果认可存在后一观点涉及的6万亿元的居民隐性收入和非法收入，那么前一观点提到的那个主流认识便不成立：因为中国当期的GDP是在70万亿元左右，如果有接近于10个点实际上是未统计的个人所得，那么前面所指责的偏低的居民收入份额就要加上这10个点，或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至少50%以上。所以要问，这两个带有主流特征、广泛被人们认同的认识，到底哪个对？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相关学者在这方面正式作出回应。我们也并不认为学术界可以迅速在这方面取得共识，但两个相互矛盾、如同冰炭难容一器的认识，却在社会上同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现在尚未有研究者可以确切无疑地说清楚到底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份额和真实的投资率、消费率是怎样的数量值（这样的研究工作当然很有价值，笔者相关的研究努力及其引出的初步认识将在后文展开——即使有了一些特定研究结论，也还会争论不休），但我们应当更深刻地切入中国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内部结构问题，就是在看到通盘收入分配的情况下，在对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比重和投资、消费两大块加以考虑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是不是我们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规则紊乱、激励偏差、不公正和巨量隐匿等问题，在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提升进程。我们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或者说是研究者应该更加注重的中国收入分配的关键性真问题之所在。 收入差距大，已有关于收入基尼系数的统计测算结果证明（官方给出的数据是2009年为049，2014年降为0465，2020年略上升为0468，总体而言仍属明显偏高状态）。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收入差距在与财产配置如影随形互动的同时（有研究表明，中国财产配置基尼系数远远高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不小程度上包含了种种不公正的机制、不合理的规则、不到位的制度问题。因此，有效推进制度化的公平正义、反腐倡廉和着力实施再分配制度机制优化建设（如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合理构建收入分配规则与秩序），确立符合科研创新规律的科研、技术开发激励机制等，就成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所必须经受的历史性考验。 本书研究考察分析，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基于已有的多项中外具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分析、洞悉中国收入分配的真问题，同时力求全面、深入、系统地认识和把握收入分配的整个流程和相关的各个主要因素，特别是相关要素，对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进行透彻的考察，并借鉴福利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中国问题导向对代表性案例作出深刻剖析和总体性的基本诊断，在深入剖析问题之后以“对症下药”而“综合施治”为导向，提出中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和结构、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思路、原则和体系化政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