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于他处

卡夫卡的城堡
写作的人，诗意地看着别人，不是太难，而看后因了那无望，不断地拷问自己，则是难过的事。我在接触卡夫卡的汉译本时，印象是他看的本领的高强。但他没有满足于看，自己却要去看那些看不到的存在，于是便拥有了别人没有的紧张。现在，我读着曾艳兵的《卡夫卡的眼睛》，便感到“看与挣扎”这个话题。这不是在译本的轮廓里旋转的书，而是进入思想躯体的对白。书中有着一种热流在自己的躯体里，似乎被它穿透了。我记得卡夫卡的眼神，忧郁的、略带羞涩的样子。曾艳兵觉得自己也在那个目光里走进城堡的边缘，却不能进去。或者一旦进去又不能出来。我觉得那是一种暗示，深味卡夫卡的人，多少懂得这种暗示。
于是，我感到了卡夫卡和我们的可怜。我们阅读他，不觉得是异域的生活，似乎也是我们命运的写真。的确，卡夫卡不像一些作家的文本给我们以强迫接受的感觉。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想干扰他人的事情。可是他述说的，可能都与我们有关。他的迷失在路上的低语，仿佛是替我们这些宿命者在表达着什么。
曾艳兵对这个德国作家的把握，是困惑中的体悟与寻觅。他的陈述绝无学院派的僵死气，心灵对撞着，精神在盘诘。他的气质里，也略微可以见到卡夫卡式的焦虑和不安。而那体验，就是彻骨的，流动着《城堡》《变形记》式的迷雾。我终于懂得，理解别人，是一种灵魂的对接。理解是一种进入，在对象世界里，可以发现我们忽略的自己。只有把日常的幻象撕裂的人，才可以进入世界的本原。那些既定的逻辑常常欺骗了我们。卡夫卡因为身份的复杂，以及存在的复杂，感到语言的无力与表达的无力。他曾说：“我写的与我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我想的不同，我想的与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这般，陷入*深的黑暗之中。”恰恰由此，他进入了现象界的玄奥地带，多致的存在的原色调被召唤出来。人是一个多么矛盾的存在体，而真实恰恰靠矛盾所表现。许多年前我阅读《失踪者》，被那迷一般的情境感动了。
那个被抛弃到美国的孩子一系列荒诞的经历，是偶然的与特例吗？显然不是。我们就在这样的迷阵里。存在就是悖谬的组合，只是被我们常态的格式条理化了。我们偶然的选择，就意味着没有回路的迷宫的开始。于是永远在隧道里，一个怪圈套着一个怪圈，一个可能连着另一个可能。而心绪的流淌又是那么无常，现象界的面影在那里也不甚清楚了。卡夫卡在此流露出他的虚无、痛楚的感觉，那些都是不经意的。
写作意味着自己的存在，至于别人的感觉如何，并不在意的。他甚至不希望自己的文字被人阅读，连发表的渴望也没有。这个忠实于自己内心感受的作家，与虚伪、自恋的名字毫无缘分。
在中国，有相当多卡夫卡的知音，有的借其意象而得神，小说家如是；有的靠其哲思而悟意，研究家这样。像曾艳兵这样的研究家，是少数的深解卡夫卡的人，也是进入卡夫卡世界的引导者。他对那些无法归类的精神因子进行了超逻辑的归类，开启了认识这位天才作家的另一扇门。有趣的是，他在其文本里浸泡了多年，以致无法脱身，那个巨大的光环把他罩住了。神秘的低语与体验，连通着上苍，与混沌、阴阳初始混杂在一起。他敏锐地发现了自己研究对象的内在冲突的缘由，细致的解析里有他生命之流别样的存在。我在其文字里感到诗意与哲思的缠绕。比如身份问题、语言问题、国别问题、职业问题、爱恋问题，都不是清晰可解的存在，永远纠缠着可能与无助、合理与悲情、承认与否定等分裂的话题。人在失去家的地方，才可能感受到空间。在母语被压抑的角落，或许才会进入母语的内核。而这些，都靠心灵的体味。卡夫卡的迷人在于他“在”而不属于自己的同类。人类诸多神圣的概念，在他那里已经失去意义。
我有时候想，十分喜欢写作的卡夫卡，其实与我们的世俗写作理念大相径庭。如果从日常思维进入这个世界，也许我们一无所获。我很喜欢曾艳兵对卡夫卡的气质的描摹，那里有许多存在让我快意。比如他说：“卡夫卡孤独，因为他失却了自己固定的身份和位置。他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但他又是超越了归属的世界性的作家。”一个不能为自己定位的作家，写着人们所难以归类的文字，就有了另类的审美意味。在分析这位作家的身份时，有这样一段话：
卡夫卡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奥匈帝国，但他显然不是奥地利人；他虽然用德语写作，但他不是德国作家；按说他应该属于资产阶级，但他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准则却嗤之以鼻；他虽然出身犹太民族，但他与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却有着深刻的隔膜……
这或许是进入卡夫卡精神城堡的入口。他在迷雾里呈现出别人所没有的存在。一切和尼采、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关联，又都不相近。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以冲突的目光审视对象的存在，也许就真的可以亲近于他。
也许，在真正的意义上，卡夫卡是我们生活奥妙的朴实的书写者。那原因是作者的简单，以及我们的复杂。我们这些自以为得到天际的人，其实是精神的盲者。*简单的人格可能才看见了世界的原色，那些色调不是七彩的，可能更多更多。而我们只领略了几种。《卡夫卡的眼睛》分解着那位单纯的小说家的纷纭的世界。爱意的、惊恐的、隐逸的、茫然的，都在那目光里。你能够感受到那多色的辐射吗？我每每与其相遇，总觉得被电了一般，好似感到了躯体的隐痛。而那时候，才会从庸碌的状态醒来，看看自己的周围，便也觉得，自己也是被卡夫卡寓言之簇不幸射中了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城堡。但我们这些俗人的居所无甚可观。卡夫卡的精神城堡是另类的。我们难以进去，而一旦临门，又不知路向，好像陷在迷津里。我想，这位以德语写作的人，在迷津里完成了自我。那些无望和紧张却有美的灵思飘动。而我们呢，在看似清楚的空间，却放飞不了思想，实则乃真正地迷失了自我。阳光下的迷失之哀，有甚于暗夜里的走失。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卡夫卡的看与挣扎的能力。 巴别尔之影
有时候看到域外作家的惊人的审美之思，会感叹虚构文本的妙处。这些人带来的陌生的图景，拽出了黑洞里的精神之光，盲态里形体便浮现出来，我们会随之而进入神异之所。比如，像伊萨克·巴别尔的小说，就让人如见天书，那些出奇的人间之思，一遍遍冲洗着我们日趋凝固的意识。
我至今记着*初阅读巴别尔小说的感受，摇晃的苦路上的马蹄声，起伏土地的流浪者和乌克兰小镇的喧嚷，跳动着血色的交响。而濒于死亡者绝望的眼，折射着暴力、凶悍的野气里的梦幻之影。一切都是那么诡异，时光过滤着无尽的哀怨，在无法解析的困顿里，却刻出作者直面人间的爱意。
*早介绍伊萨克·巴别尔的鲁迅先生，没有像对待俄罗斯“同路人”作家那么耐心，只是对于其价值做了简单的描述，余者则语焉不详。我觉得鲁迅对于这位俄国作家的存在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似乎不能够以卢纳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的逻辑审视对象世界，而后来文学话语中的巴别尔是另一个色调，他的形象还多是隐在迷离的历史之雾中。
但鲁迅之后的许多中国作家对于其看法日益清晰起来。
王蒙、莫言的读书经验里，巴别尔的记忆连接着精神的解放之旅。他们不止一次谈到这位作家对于自己的影响，在这个犹太人那里嗅出智性的浓烈之味，这些无意中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生态的变化。《檀香刑》之于《骑兵军》，都在印证这一点。
现代的中国作家对于俄国文坛发生的一切，很长时间只能以表层的方式解之，看到了文本的奇异，惊叹十月革命后俄国文学的伟大。鲁迅在翻译《竖琴》时，体味到的只是小说里感伤、灰色的风景，但那深处的原因则知之有限。那些“同路人”作家的文本写出了战争的残酷，一面也哀怜失去的岁月。仅仅从没落阶层的不适感讨论这样的问题，可能流于表层，因为译者对他们具体的情形鲜为了解。关于苏联文学的描述，也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其间遗漏的东西，恰现出流行理论的尴尬之处。
巴别尔的创作始于一九一三年，那时候正是俄国革命的前夜。他的文化记忆有许多非革命的元素，犹太教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国近代激进意识以及东正教的遗产，都集叠在其审美的逻辑里。他带着复杂的历史记忆进入革命年代的时候，对于文学的表达，自然与流行的理念有别。他的奇异的小说和戏剧作品，都非革命观念的结果，而是革命观念的原因。这种别于常人的思考和创作，是逸出时代模式的一种精神演进。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他有着政治家之外的神奇的思维。既是知识分子的一员，又讨厌知识分子；理解革命，但反对革命中的残暴；欣赏法国文化，但更加爱护苏维埃的实践。巴别尔在纵横交错的经纬里居于忽隐忽现的地方，但似乎又不属于身后的世界。难怪鲁迅在翻译“同路人”的作品时放弃了对巴别尔的深度打量，那可能是他的定位极为模糊的缘故吧。
巴别尔小说篇幅甚短，但内容的丰富超出常人。在短小的篇幅里往往有多致的调子，无数灵魂的震颤在瞬间弥漫开来，简约里的繁复，停顿里的奔涌，还有消失中的遗音，缭绕在文字的背后，让我们久久不能宁静。鲁迅曾收藏过一部德文版的《敖德萨故事》，那里的嘈杂、凌乱而高远的情致，都非简单的逻辑可以绘之。仅以《德·葛拉索》为例，一个剧团的演出引出无数的故事，“我”与老板的背后，竟是艺术里的虚构之影的魔咒般的力量，它竟在现实里发酵。巴别尔看到了现实之外的精神之力对于人性的辐射，而我们于此领会的不仅仅是词章之美，还有意境所带来的人间幻象。小说在片刻里集叠的无穷远大之影，带来的是一种审美的突围。
《敖德萨故事》是一部混杂着善恶的乐曲，不同民族的习惯和人生图画，有书斋里的理论不能说清的隐含。邪恶、粗俗、残忍和柔情弥漫于时空之间，人间的爱欲情仇在破碎的影像里晃动。这里展示的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一是江湖里的人生，一是童年的碎影。前者如《国王》中的火光中的报复，《父亲》中的一桩秘密的婚姻计谋，还有《日薄西山》中的父子之争，都流动着蛮气。后者像《我的鸽子窝的故事》《醒悟》《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德·葛拉索》，闪动着纯然目光下的凄苦，以及浪漫的感伤，犹太人放飞梦想和受难的故事扑面而来。敖德萨充满了扭曲的旋律和腥味的气息，巴别尔写出了不同人等的苦楚的人生。他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荒诞性里看出人性的真色彩来。而又于粗野放荡的江湖人的选择里，引人们到思考的路径去，浑浊里的灵动的爱意之光，成了那作品里的灵魂。
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是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出人意料的精神维度，覆盖了一时流行的僵硬的话语体系。以一种反本质主义方式记录苏波战争，这给历史学家一种难堪的讽刺，它刻画的世界与后来教科书相距甚远。作者写的苏联红军，是鱼龙混杂的队伍，人们带着不同的记忆来到战争的前沿。不仅仅有战场的诸种痕迹，重要的是写出战场内外不同的人生轨迹。《家书》的片段极为惊恐，在儿子给母亲的信中，描述了父子的对立。父亲是反革命者，几个儿子是苏联红军。父亲曾愤怒地杀害了自己的一个儿子，而后来另一个儿子参与了对父亲的追捕，*后使自己的父亲受到惩罚。一个时代的不幸导致了家庭里的厮杀，在遥远的地方演绎着故乡里所罕见的悲剧。这一切对战争之外的旁观者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书写，战争的本然露出人性的凶险。而小说描述“我”的行为与思想时，也极为震撼。《我的**只鹅》的“我”进入哥萨克的营垒时，知道士兵往往会欺负弱不禁风的文人士兵，于是将自己变成匪徒般的人物，无理地杀死一只鹅，以粗暴的举止赢得同行的认可。这种撕裂造成内心的痛楚，“我的心教杀生染红”，久久不得安宁。小说的许多片段冷风习习，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官兵，面对无辜的百姓，没有逻辑可言，《战马后备处主任》军痞式的傲慢，置苍生于不顾的残忍，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在整个战场上，人已经失去温和与儒雅，大家似乎在变态的波浪里涌动。《寡妇》描写团长死前的惨景，自己的妻子的背叛，引来与其有染的马车夫的不满，他在亵渎了团长后还残存着一丝柔情，狠狠地教训了漠视遗嘱的团长的妻子。这仅有的人性的余光，将野蛮与恐怖的屠场另一种韵致托现出来。《骑兵军》是一曲绝唱，它在血腥的马蹄声中踏飞苍凉的梦影，画面碎片横飞，呼唤遥远的灵思抚慰着死去的冤魂。这是“同路人”作家也未曾有过的书写，难怪他的作品遭到苏联将军的指责，对于前线的报道，如此出格和不逊，也证实了彼时思想的混杂和认知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