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得的权利

**章　创伤永难抚平

关于特权男性的权利


这里就有一副滥用权利的嘴脸。53岁的布雷特·卡瓦诺满脸涨得通红，一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在不耐烦地吼着回答问题。显然，在他眼里，这种诉讼程序不能把他怎么样，不过是场闹剧而已。那是2018年9月，51岁的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博士指控卡瓦诺在他们都还是高中生时曾对她进行过性侵，卡瓦诺因此正在接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质询。这次质询不仅关系到他是否能担任美国*高法院大法官，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将考验美国如何直面性侵行为、男性特权（male privilege）以及厌女症等问题。
美国在这次考验中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虽然有确凿证据证明，卡瓦诺在36年前确实性侵了当时15岁的福特，卡瓦诺还是以微弱优势获选为*高法院大法官。
福特作证说，她曾遭到卡瓦诺的性侵，当时和卡瓦诺在一起的还有他的朋友马克·贾奇，他们在马里兰州的一次派对上把她“赶进”卧室。福特指控卡瓦诺把她压倒在床上，乱摸她的身体，骑在她身上使劲蹭。她说他试图脱掉她的衣服，还用手捂住她的嘴巴不让她呼救。福特说，她很害怕卡瓦诺会失手让她窒息丧命。后来贾奇跳到床上，把他们挤翻到床下，这时她才得以脱身。
在描述这个事件及其产生的创伤后遗症时，作为大学心理学教授的福特说，“他的笑声深深地印在我大脑的海马体上，无法抹去”。可是，就算有很多人表示相信她，福特的经历还是无法让像卡瓦诺这样一个有背景和名望的男人失去他被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人拒绝相信她的话，说她要么是撒谎，要么就是弄错了。

在卡瓦诺的听证会成为头版新闻之前，我已经对有关男性特权及其对女孩和女人的伤害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这个案件似乎浓缩了我一直在研究的那些社会互动行为（social dynamics）。它完美地阐释了“应得权利”（entitlement）这个概念：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有特权的男人理应得到某些东西，甚至是像美国*高法院大法官这样的显赫职位。从听证会上卡瓦诺愤愤不平、气势汹汹、时而近乎狂乱的行为来看，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福特博士在回答议员们提出的问题时，举止冷静温和，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努力让自己的回答能“有所帮助”。截然相反的是，在听到问题时，卡瓦诺表现得十分恼怒，尤其是当其中的一个提问者还是个女人的时候，他似乎格外恼火。埃米·克洛布查尔和他之间的问答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你是说，你从来没有喝醉酒后完全不记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发生的一部分事情吗？”“你是在问我有没有过断片儿？我不知道，你有过吗？”卡瓦诺用一种极其藐视而且不耐烦的语气回答。
这一案件也突出体现了“同情男性施害者”现象：那些有权有势的男孩和男人在实施性侵暴力行为或其他厌女行为之后，经常比他们的女性受害者得到更多的同情和关心。听证会上，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表现得义愤填膺，完全就是一种同情男性施害者的态度：

格雷厄姆：［对着民主党人］你们不就是想要毁掉这个人的生活吗？好给自己腾出位置，指望2020年获得大选……［对着卡瓦诺］你没什么可道歉的。如果你看到索托马约尔和卡根，告诉她们，林赛向她们问好，因为我投过她们的票。［对着民主党人］我绝对不会像你们对待这个人一样对待她们……［对着卡瓦诺］你是轮奸犯吗？
卡瓦诺：不是。
格雷厄姆：我无法想象你和你的家人所经历的痛苦。［对着民主党人］伙计，你们都想要权力。天啊，我希望你们永远得不到。我希望美国人民能看清这种把戏……你们并不想保护福特博士—没有人想这么做。［对着卡瓦诺］她和你一样是受害者。天啊，我真不想这么说，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走到这一步，你还想要得到公平对待吗？我的朋友，你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你认为你这是在接受工作面试吗？
卡瓦诺：如果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的功能算工作面试的话。
格雷厄姆：你觉得自己是在进行工作面试吗？
卡瓦诺：我根据宪法规定经历了“意见和同意”的过程，这个过程—
格雷厄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一场噩梦？
卡瓦诺：我—我做了一场噩梦，还远不止如此。
格雷厄姆：这不是工作面试。
卡瓦诺：不是。
格雷厄姆：这是一场噩梦。

在格雷厄姆看来，为了得到一个代表美国*高道德权威的位置，让一个处在卡瓦诺这种地位的男人不得不去回应严肃可信的性侵指控，并且要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实在是可恶，甚至可笑。上面对话中格雷厄姆表达的观点是—要抓住一切机会让大家同情自己，卡瓦诺显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格外肆无忌惮。格雷厄姆对福特及其家人完全没有这样的同情，虽然他在口头上也表示，她在这个过程中（指民主党人为了政治利益企图败坏卡瓦纳的名声）和卡瓦诺“一样是受害者”。格雷厄姆后来在《福克斯新闻》上谴责说：“福特小姐有她自己的问题，毁掉卡瓦诺法官的生活并不能解决她的问题。”
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似乎让格雷厄姆认为卡瓦诺是整个事件中真正的受害者。让一个像卡瓦诺这样的男人无法得到*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就等于毁了他的一生，而不仅仅是让他失去一个机会。宣扬这种论调、对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进行中伤的，不仅仅是林赛·格雷厄姆这样的男人，还有很多是女性，包括其他议员、记者和非专业人士。
说到底，卡瓦诺案突出表现了厌女症若干方面的本质和功能。我在我的前一本书《不只是厌女》里指出，厌女症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对女孩和女人根深蒂固的强烈心理仇恨，而是应该理解成父权制在“执法”层面的分支—一个用来监督和执行性别规范和期待的制度，让女孩和女人相比其他因素，更由于她们的性别而受到极其严重或明显的恶意对待。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所遭受的性侵（我郑重声明，关于这件事，我相信她）完全符合这种描写，因为女孩和女人比男孩和男人更有可能遭受这种侵犯。10此外，厌女症是人们在女性破坏了性别“法律和秩序”时所做出的典型反应（虽然不能说绝无例外）。福特因为指控了一个有权势的男人侵犯自己而收到辱骂信息和死亡威胁，就是这种惩罚的典型例子。
总的来说，我觉得厌女症有点像为了让狗乖乖待在电子防护栏内而戴的电击项圈，这种隐形的防护栏在郊区越来越普遍。厌女症肯定会造成痛苦，而且经常造成痛苦。就算有些时候厌女症没有直接去伤害某个人，它还是会阻止女孩和女人去冒险打破边界。如果我们偏离常态或犯错，我们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下场。12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有理由认为，福特站出来作证是多么勇敢。
相对于厌女症，我认为性别歧视是父权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支，它是指那些让父权规范和期望变得合理自然的看法、观点和假设—包括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以及在那些历来都是男性拥有权力和权威的领域内，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支配。虽然这本书的重点是厌女症，而不是性别歧视，但这两者总是共同发力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有厌女行为的人不一定对女性抱有性别歧视。布雷特·卡瓦诺在面对不当性行为的控诉时为自己辩护，其理由是他雇用了相当数量的女性员工，但这根本不能成为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男人可以相信女人有胜任法律、商业或政治领域工作的智力，所以愿意让她作为下属在这个领域为自己服务，但同时仍然对她或其他女性施加厌女行为—比如性侵。更广泛地说，男人可能会愿意把一定范围的权力交给女人，前提是她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或带来挑战。但如果她威胁或挑战了他，他就可能采取厌女行动让她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因为她产生了越界的想法对她进行惩罚。在我看来，他的表现属于厌女行为，而不是性别歧视。
总的来说，我对于厌女症的论述旨在强调，不要把重点放在厌女症的个体施害者身上，而要放在厌女症的被攻击对象和受害者身上。这么做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一些厌女事件根本就没有个体施害者，厌女症可以是一种纯属结构性的现象，通过社会机构、政策和更为广泛的文化传统来实施。其二，要认识到厌女症更多是关于女孩和女人面临的敌意，而不是男人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敌意，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心理的不可知性问题。如果不是作为某个人的治疗师，要想知道这个人内心*深处的状态和*根本的动机往往是很难的（即使是作为治疗师，这样的了解也可能不可靠）。但我对厌女症的讨论不要求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感受之后，才能指出他们在实施厌女症行为或成为厌女症的帮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某种我们更有条件确认的东西：女孩和女人正由于她们的性别而面临极其严重或明显的恶意对待，原因是，她是一个身处男人世界的女人—换句话说，一个身处历来都是由父权主导的社会中的女人（我相信，这涉及大多数女人，虽然不是所有女人）。15 我们不需要去讨论她受到这种恶意对待是因为在男人心目中她是个女人—有时候并不是这么回事。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女人和男人一样都可能实施厌女行为—比方说，有些女人会瞧不起其他女人，或者宣扬某种让男人逃脱罪责的道德观，但对有同样行为的女人却会严加指责。
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好是把厌女症主要视为女孩和女人所处社会环境的一个特点，在这样的环境中，她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性别，在很多情况下还因为与性别有关的“坏”行为，遭受到充满仇恨和恶意的对待。即便如此，我不想否认，有一些人作为个体确实应该被称为“厌女者”。应该承认的是，“厌女者”是一个具有评判性的贬义词，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滥用这个词，以免让这个重要的语言武器失去它特有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所以，我提议把厌女者定义为实施厌女行为的“高手”：那些和相同环境中的其他人相比，格外频繁、格外执着于实施厌女行为的人。这样的定义有助于让我们承认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厌女性社会结构的同谋。但同时，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积极采取行动反对厌女现象的人来说，不加区分地把他们称作厌女者是错误的。这个标签应该留给那些罪魁祸首。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见识到很多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