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良文集

　　孔子原来打算把身后之事委托给子贡、子路、颜回三人，如果他们手足肱支，同心协力就可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兴周礼之绝业，未料颜回竟先期而去，这岂不令孔子感慨心酸，悲号仰天：天难道要抛弃我吗？　　古时有五尊：“天地君亲师”。老师被列入与天、地、君、父等同之列，所以旧时拜师都要行跪拜之礼，对老师极为尊崇。目前有人提出，在传统教育背景下，师生关系是主从型的，体现着师道尊严。教师的形象总是可敬可畏、不可侵犯、不易亲近的。但现代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创新和思考型人才，必然需要构建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让师生们打成一片，拉近彼此的距离。这应该是教育思想的现代化理念。　　老师有可能被尊敬，也并非不可能被怨恨。这就要看教师对学生的思想、学习是否有真正的帮助。不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不给学生解决疑难，对学生的成长漠然视之，学生能不怨恨老师吗？　　自古以来，教师在社会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随着商业化意识的增强和各种潜规则的横行，一些教师师德下滑成为可怕的事实。于是，教师的社会形象不断被损毁，而社会地位也是每况愈下。　　这里就有一例：河南省信阳市某中学一女学生课堂违纪，突发声响，男老师规训，女生回骂，进而引发男老师和女学生互殴。　　在理想的图景里，师生关系是在权利平等、地位均等的基础上教学相长。然而，在人际关系干燥化的转型时期，师生之间的摩擦、纠纷和冲突频繁。作为社会互动失衡的产物，“师生互殴”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当下不良社会心态的一个缩影。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对学生动辄愤咤，是教师情绪失控的表现。一个对本身引导能力自信的人，不会声色俱厉地开展“激情教育”。“师生互殴”的冷峭与冰檗，并不是师生在体力上的较量，而是双方在权利上的失衡。　　在“一切为了学生”的口号下，少数教师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训斥与惩罚。不论是将教育暴力的性质模糊化，还是将“严师出高徒”的行为崇高化，都难以遮蔽强蛮管理的客观事实。　　作为当下一种不良的社会心态，暴力在本质上是为了炫耀武力。暴戾情绪的弥漫，让人们仿佛置身于原始的丛林社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当老师和学生都对彼此失去了基本的尊重、信任和认同，当双方都对规则意识缺乏应有的敬畏，“用拳头说话”就成了一种意气之争、利益博弈的手段。　　法国作家司汤达曾说：“只要一轻率，人就会变得糊涂”。这名男老师的轻率与糊涂，就在于缺乏坚定的教育信仰和人生追求。从工具理性上讲，高高在上、简单粗暴、强力控制的“暴力育人”，固然吓眉唬眼，对学生进行了惩罚，还能起到“杀鸡做猴”的示范作用。可是，从价值理性上讲.“师生互殴”背离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初衷，起不到“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未来的希望”的作用。　　三、因材施教　　针对受教者材质的不同，要施以不同的教育。程颐、朱熹都说：“孔子教人，因材施教。”　　有人说孔子的教育方针是“学而优则仕”。读好了书就可以做官。因而指责孔子宣扬“读书做官论”。他经常向学生灌输读书做官的思想，鼓励、推荐他们去做官。这是由于忽视词义的时代色彩而造成的误解。在《论语》的写作年代，“优”的基本词义是“有余”，不是“优良”，“仕”的古义是“做事”，不是“做官”。因此“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正确解释是：“做事了，有余力要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要去做事。”　　其实，直接提出学习是为了做官的，是《学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在开学时就提醒学生，学习是为了做官，管理国事。　　孔子的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各从其志，做官只是一个重要选项。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教。孔门弟子分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言语和政事实是同一事。所谓言语，是指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活动。文学殿四科之末，侧重在书本方面的学问。可见孔子教学生，注重在德行、言语、政事三科。德行一科，并不排斥言语、政事，只是强调不急求获得职位，不苟且依附，被权贵者所收容接纳。虽然本身抱有从政才能，但没有施展抱负的正当机会与环境，便不轻求从政。　　孔子门下人才聚集，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年龄、出身和性格也各不相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曾认为“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关于这七十余人的事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虽有记载，但颇为简略，有的仅存姓名。《论语》中关于这些孔门弟子的言行虽也有一些，却大抵也只集中于少数人物。因此七十子中有根有苗的不过二十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