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散论

走近夏多布里昂的世界——《夏多布里昂精选集》序 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之后，进入19世纪的法兰西却依旧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下。共和与帝制你方唱罢我登场，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侵略与反侵略的各派势力持续地进行着针锋相对的较量和斗争。政治上的动荡不定引起了阶级关系的空前紧张，但社会基础的飘摇也使当局放松了对人们思想的钳制。人们开始反思革命，“反思暴政和恐怖的现实”，他们期待一种精神上的超脱，极力想把目光投向纤尘不染的大自然，投向美洲、东方这些遥远的异域。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文人中有不少是天生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如火的激情，大革命和19世纪动荡的社会背景为他们造就了实现理想、宣泄激情的舞台。他们又都是天生的思想家，在对革命的反思中不仅进行意旨深邃的历史考查，还在著作中借用一些词义精深、艰涩玄奥的词汇，加上新奇的修辞、生僻的用典，给他们的思想饰上了一道深不可测的光环。作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夏多布里昂就是一个集政治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典型形象。他以《阿达拉》《勒内》这两本“轰动一时”的奇书和斯塔尔夫人一起掀开了浪漫主义的序幕，更以他形式多样的宏丰的创作，成为法国文学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为后世作家留下了一笔不可抹灭的精神财富。 一 1768年，夏多布里昂出生于圣马洛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在生意场上的成功使得家道得以复兴，他在贡堡购下一块地产，在这里，小夏多布里昂度过了他并不十分愉快但对他影响久远的童年。由于是幼子，他失去了财产的继承权，他只有在和他*亲密的姐姐吕西尔的情投意合中，才感受到快乐和生活的勇气。孤独的他喜欢在林中漫步遐想，忧郁早早地成为他一生的伴侣。 中学毕业后，夏多布里昂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他不堪教会里的清苦生活，也无意做一个普通的海军军官，他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业与未来，以施展郁于心中亟待迸发的爱情与抱负。 波兰的流亡诗人维托德·贡布罗维茨说过，漂流是生命之程真正的开始，这就像婴儿带着唯一属于自己的**声柔弱的哭喊，从安适、温暖的母亲子宫中得到流放一样。夏多布里昂首先选择的是旅行。1791年4月8日，他从圣马洛出发，乘上了去美洲的客轮。这时的法国由于遭受大革命的洗礼正千疮百孔，夏多布里昂感受到了他这一代人命运的沉重，但他还是奔赴美洲，准备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憧憬。但是现实拂逆了年轻人的期望，他在巴尔的摩登岸，经纽约去了费城和哈得孙河谷，旅行是短暂而有限的，他没能见到密西西比河的壮美景色和心目中的英雄华盛顿将军。但夏多布里昂的想象力却因为受到异域风光的强烈触动而得到极大程度的丰富，他的心中萌生了《阿达拉》《纳切家族》和《美洲游记》的雏形。 经历了这次期待已久的旅行后，他回到法国。在这里，另一种旅行——侨居和流放——正等待着他。他先是加入了勤王军，在短暂的军旅生涯中，他负了伤。他只得再度离开法国，先后侨居于布鲁塞尔、泽西岛、伦敦和英国的外省，1792年到1800年这八年中，他一直过的是默默无闻的生活。漂泊的阵痛给了他创作上无限的动力，他开始转向他新的职业——写作。 1797年，他的**部作品《论革命》问世，崭露头角。他旁征博引，探讨革命的缘由，在寻求古代革命与法国革命的联系时，对基督教走向毁灭提出了质问：“将由什么教来取代基督教？”1800年5月，经过封塔纳等人的斡旋，他回到法国，重新踏上了这块正由他倾慕的英雄拿破仑·波拿巴统治的国土。经过1801年“试验性气球”《阿达拉》的成功“放飞”，他在次年（1802）发表了《基督教真谛》。这部书迎合了拿破仑恢复天主教的政策，同时也抓住了大众在动乱后寻求心灵寄托的心理，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本书的成功也为夏多布里昂向作家兼政治家角色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夏多布里昂仿佛要一手紧握笔杆，一手高擎宝剑，屹立在法兰西大地的上空…… 然而，夏多布里昂很快发现自己和拿破仑在许多问题上的见解其实是方枘圆凿的的。在一位公爵遭到枪决后，他辞去驻罗马使馆一等秘书的职务以示抗议。1806年，他再次离开法国，开始了近东之旅。这次旅行者角色的重温又给他带来很多创作上的灵感。他回国后先后发表了《殉教者》（1809）、《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1811）和《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的艳遇》（1826）。181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但是没有得到皇帝拿破仑的承认。初涉政坛并未削减他仕途上的雄心，波旁王朝复辟之际，他及时地献上一本小册子《论波拿巴和波旁王室》（1814），作为向波旁王朝的觐见之礼，也为自己的重整旗鼓创造了条件。从此，夏多布里昂在政坛上平步青云，他历任内阁大臣，驻柏林和伦敦的大使、外交大臣，并重新被委任为驻罗马的外交官；他代表法国参加了维罗纳会议，并一手促成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尽管他拥有了高官显职，在政治舞台上显尽了风流，但从本质上讲，他仍然是一个无条件服从王权的奴仆和趋炎附势的臣子，他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斗士，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他开始感到厌恶。他在《观察家》和《辩论》等杂志上发表论战性文章，立场鲜明地抨击路易·菲利普。路易·菲利普持的中间路线政策与他那气魄宏大、毫不妥协的感情自然是格格不入的。1830年七月革命*终摧毁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但业已年迈的夏多布里昂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经历了旅行者的好奇与探险、政治家的热情与冲动，他需要重归书斋，在静谧中重拾自我。 尼采说过，人生有三变。一是骆驼阶段，处于坚忍的苦学苦修之中，异常艰辛。二是狮子阶段，勇猛拼搏，建立“事功”。三是婴儿阶段，扬弃一切破坏的冲动，泯灭一切旧的恩仇，回到天真烂漫的时代，绽开无邪的微笑，从容地面对时日，安静而和谐，同时也在创造。夏多布里昂的青年时代是清苦而漂泊不定的，旅行给了他无穷的乐趣，也使他感受到生活的艰辛。美洲的风土人情使他忘却了尘世的纷扰；在古希腊、古罗马的遗迹面前，他嗟叹着时光的无情，惊讶于古人的伟大。在这次旅行的日子里，夏多布里昂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人生观。后来，在政治生涯和创作生涯中，他一直极力要出人头地，企图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完成的事业。他历经坎坷，仍百折不回，他用激情换取了荣誉和地位。几十年的倥偬生涯过去了，他重新渴望内敛的生活，他再度提起笔来，要完成他那早已着手的《墓外回忆录》。他终于可以对其漫长的一生做一番回溯，将那些散落的经历一点点串联起来，去再现现实与梦想、回忆与预言、拒绝和情感。夏多布里昂把自己的一生分成旅行、写作与从政三个阶段。他在遗嘱中说道：“在我连续的三个生涯中，我始终为自己制定着一项重大的任务。旅行时，我渴望探求极地的未知世界；写作时，我尝试着在废墟上重塑基督教的辉煌；从政时，我则尽力想给予人民真正的君主制度。”这也是他一生所求的写照。《墓外回忆录》的“墓外”就意味着“彼世”，在远离喧嚣后，夏多布里昂已经无欲无求，他仿佛已经超越了人生的普通境界，在彼世中遥望人间，回顾自己的一生，为自己写传。1848年7月4日，在镇压六月起义的枪炮声沉寂下来后，缠绵病榻的他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在他的葬礼上，人们以他《墓外回忆录》里的这段遗言作为开场白：“我的窗子开着，朝西对着外国使团的花园，现在是早晨六点钟，我看见苍白的、显得很大的月亮；它正俯身向着残老军人院的尖顶，那尖顶在东方出现的金色阳光中隐约而见：仿佛旧世界正在结束，新世界正在开始，我看见晨曦的反光，然而我看不见太阳升起了。我还能做的只是我的墓坑旁坐下，然后勇敢地走下去，手持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走向永恒。” 二 夏多布里昂的一生是传奇而曲折的一生，很少会有人像他这样，将如此多的角色成功集于一身。即便仅仅从作家的角度对其进行考查，他在法国文学史上也是许多后辈作家难以望及项背的巨擘。 夏多布里昂出生于布列塔尼，这是一个属于海与森林的省份，远离繁华喧嚣的巴黎；皮埃尔·洛蒂把它形容成一个“凄凉的地方，覆盖着金黄色的平原，长满了玫瑰色的欧石南，风和雾轻浮在花岗石的峭壁上”。布列塔尼人是个特殊的民族，他们长期漂流受苦，但眼前那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使他们的想象力不会仅限于狭窄的现实，他们渴望自由，热爱旅行，正是布列塔尼人卡蒂埃发现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并把法兰西的文明传播到那里。夏多布里昂渴望去美洲探险，莫非就是冥冥中对祖先行迹的寻根？旅行对于夏多布里昂的创作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素材，他要么直接描写绮丽独特的异乡风光，要么以之为背景来安插他的凄婉故事。 布列塔尼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怪诞故事，例如骑士、僧侣、朝觐者的所见所闻，尤其还有那些以死亡为主题的故事。夏多布里昂从小就听乳母讲过不少类似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根植于他那弱小、孤独的心灵，定下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基调。 童年的体验不仅会对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还会规范他以后的发展方向。一个人一生的选择都要受到他童年时“基本选择”（萨特语）的影响。夏多布里昂的童年是抑郁而孤独的。父亲的冷漠和无情，母亲的怯懦和逆来顺受，使他只有在姐姐吕西尔的关怀中寻找快乐和温情。夏多布里昂年幼时功课很少，与顽童玩耍散步之余，他就和吕西尔待在一起。吕西尔异常敏感，甚至有些神经质，她对于宗教有着狭隘的观念，常常喜欢幻想。在吕西尔的影响下，夏多布里昂在散步时常常会思考生活和人生的意义，对于死亡和前途也有了模糊的想法。 夏多布里昂成长的年代正是一个理性受到严重挑战的年代。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一书中，将文明和科学痛斥为戕灭人性的机器，认为文明的进步是社会和个人一切恶行的根源，主张人类应回到野蛮人的和动物般的自然状态中。在他看来，没有农业、工业、语言和教育，没有野心、贪婪、嫉妒和战争，人的情感是完全自由的。夏多布里昂也幻想着一个荒僻的所在，幽静宁谧，没有尘世的纷扰。于是他在旅行中描绘美洲的森林、密西西比河岸、罗马的乡野、那不勒斯、浩瀚的大西洋、巴勒斯坦和西班牙，描写里有着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影响的痕迹。各地的美丽风光不仅得到了再现，而且在他这位写景圣手的笔下变得更美。但对于夏多布里昂来说，自然更像是一个避风的港湾，他向自然质问，让自己的痛苦在自然中融解，此外，自然还给他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多种启示。 在《基督教真谛》的“哥特式教堂”一节中，夏多布里昂说道：“有人认为哥特艺术……是由早期东方基督教徒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更喜欢将其起源系于自然。”虽然夏多布里昂这段话里含有随意和武断的一面，是对文献与资料不加掩饰的轻蔑，但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特征：夏多布里昂以直觉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正确认识。自然使他们认识到，“森林是*初的神庙，是一切宗教建筑的原型”。自16世纪以来遭受才子们否定和嘲笑的哥特式建筑同希腊建筑一样，也是受自然界启发的。 在理性泛滥、僵化的时代，崇尚自然是时常涌动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愿望，也是内心的一种需要。面对大自然并与大自然达到心灵上的沟通与交流，才会使人获得身心的彻底自由。 与回归自然相对应，归依人类的童年——古希腊、罗马社会，也是西方哲人诗人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向往和心灵憧憬。人类的童年世界是一个被美化的、美好的、完善的社会，一个充满诗意、激情澎湃、蓬勃向上的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代表了人类社会存在的本真状态和理想境界，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就仿佛是一片绿洲。对夏多布里昂来说，古希腊、罗马社会不仅仅意味着荷马、维吉尔、西塞罗和塔索，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氛围，一种使他感受到纯朴和美好气息的氛围，当他对现实愤懑不平时，他就可以在这种美好氛围中寻求解脱，在昔日灿烂的阳光下感觉真实与完美。于是，夏多布里昂迷恋于引经据典，他的论证始终带有古时雄辩家、演说家的风范，他在论及是非时也常常会以古人的行为作为参考的规范与标准。 夏多布里昂创作的风格同样也受到一些近代作家的影响，他视古典主义的帕斯卡尔、博絮埃和伏尔泰为圭臬，直接的熏陶则来自卢梭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但夏多布里昂不是个单纯的模仿者，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既是画家，激发起我们对各种风景的想象；又是诗人，表现自己内心悸动的轨迹；他更是演讲家，大量运用比喻和隐喻，来阐发自己长久积蕴于心的思想。他那一系列动人的作品正是他内心世界和人生轨迹生动而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