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改变世界的一个月

第1章 “上吧！” “你们得去看看存放在那里的藏书。”尼古拉说。 “我们刚下船。”列昂道。 “快去看看。那些藏书是免费阅读的，而且彻夜开放阅览。” “我们3点钟就起来了。” “它们读起来棒极了。这就是美国，你会见识到的。” 他们照办了。列昂、娜塔莎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此时他们疲惫不堪、心烦意乱——将自己的纽约之行的首站定为亚斯特坊广场附近的公共图书馆。“看看这个国家提供了些啥，”尼古拉喊道，“想象一下吧！” 列昂名叫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职业为革命家，此君逃离沙俄帝国的魔爪后，先后遭到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的驱逐。尼古拉的名字是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他比托洛茨基早到美国几个月。这位28岁的编辑热情似火，经营着一份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报刊《新世界报》（俄文作NovyMir），出版发行地位于圣马克广场的一座赤褐色砂石建筑内。由于远隔重洋，再加上1914 年开始的世界大战将欧洲弄得支离破碎，革命的准备工作难以开展。现在两人终于安全相会了，可以开始有条不紊地为俄国革命做准备了。革命迟早会到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还有大量的筹备工作要做。当前的时间为1917年1月。 在纽约，社会主义者随处可见，但托洛茨基认为他们不够凶悍。有车阶级是哪类社会主义者呢？他很赞同纽约是资本的堡垒——它在资本主义走向更高阶段的道路上一马当先——的观点，马克思应当也是这么认为的，资本主义者反而不这样想。托洛茨基对“定居在敌人心脏地带”的想法欣赏有加。 “在纽约，社会主义革命是我的唯一事业，”他日后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我干的事儿和私酒商人一样无可指责。” 但是，他们还是在布朗克斯区的维斯大道找到了住处。公寓配有几盏电灯、一个煤气炉、一间浴室、一部电话（谢廖沙和列夫这两个男孩对它爱不释手）、一部电梯，甚至还有一条用于倾倒垃圾的坡道。管理员是个黑人，手脚不太干净，但他的作案对象是房东，不是租客——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此事时带着赞许。两个男孩都上了学，很快学会了英语，热爱着这座远离硝烟的喧嚣都市的一切。 纽约的物质生活实在是太富足了，何况还有强有力的改革运动推动着它向前发展。但托洛茨基不为所动。他在《新世界报》上写道：“我离开了在血泊中打滚的欧洲，但我是带着一种信仰，一种革命即将到来的坚定信仰离开的。当我踏上这片历史悠久的新大陆的时候，完全不曾为民主‘幻象’所迷惑。” 你不能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改变自己的主张。你必须砸烂整个旧制度，再砸烂整个旧世界。你需要的是一场革命。欧洲可以说已被世界大战折腾得虚弱无力。大战已然加速了历史进程。无论纽约的幻象多么诱人，欧洲才是未来。 就这样，当儿子们每天无师自通地从布朗克斯的新朋友那里学到*新的俚语时，职业革命家先生乘着“区间特快”列车从第174大街前往亚斯特坊广场。他更愿意将纽约抽象地理解为“一座单调而虚幻的城市，资本主义自主性的体现，这里的街道是立体主义的结晶，这里的道德哲学是美元的哲学”。他曾写过自己想扮成衣衫褴褛的老者在圣马克广场的垃圾桶内翻找腐烂面包皮，以这种方式观察这座城市，但他只是想想，并未实施。他并不热衷个人观察这种事。“纽约之所以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适合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 那么，1917年的前几个月纽约到底发生了哪些事？粮食骚乱是其中之一。托洛茨基注意到了这件事，但他并未利用它来煽动暴力，而是选了别的事。一系列综合因素导致了粮食的普遍短缺，接下来粮价便顺理成章地被人抬高。如果遥远的欧洲没有战争，这事也不会发生。与此同时，自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起，美欧之间的贸易蓬勃发展，财富如潮水般涌入纽约。1913—1916年，美国的出口总额从23亿美元激增至43亿美元。而到了1917年，这个数字已达63亿美元，当年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30亿美元。美国对英出口额比对德出口额要高上1000倍。 战火已在欧洲燃烧了31个月——这场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的严重程度堪称史无前例。正如某个俄国人所说，战争狂魔已将整个欧洲大陆奴役。从比利时到瑞士，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万人身心受创，还有数百万人命赴黄泉。就连阿尔卑斯山南麓地区——这片土地被工业时代的高爆炸药炸得支离破碎——亦被祸及。然而在纽约，四季仍在轮回交替，阳光依旧明媚无比，各式各样的人——不安分的人、爱吵架的人、温良敦厚的人、野心勃勃的人——的生活也仍在继续。对于他们而言，战争只是远隔重洋的壮观场景。但大西洋真的宽广到无垠的地步吗？在美国人看来，世界的痛苦与在大洋彼岸安然度日的他们无缘，但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 毫无疑问，这座城市是个杂乱无章的矛盾结合体。全世界*高的摩天大厦——57层高，于4年前落成的伍尔沃斯大楼——矗立在这里，而下东区那层层叠叠的廉租房也坐落在这里。鳞次栉比的巧克力色褐石建筑沿着曼哈顿的十字街头排列成行。这里既是金融家J.P.摩根（J.P.Morgan）的天然生意场，也是激进的《大众报》（The Masses ）编辑马克斯· 伊斯门（Max Eastman）的工作场所。南方黑人在哈莱姆区（Harlem）定居，一直不断的意大利天主教徒及俄国犹太教徒的移民潮已因战争而停止。在上东区的约克维尔，德裔美国人阅读着德文报纸，享用着德式餐馆里的醋焖牛肉和果馅卷饼，爱尔兰裔美国人为政治权力争斗不休，出身西西里的犯罪团伙则已经开始集聚新势力。卡茨基尔输水管道（The Catskill Aqueduct）将于几个月后开通，这一巨大的公共工程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北部的清洁用水。房地产开发商将目光投向更加宽敞的外区。 纽约污秽、拥挤，对神明的启示不理不睬，却总是在追名逐利。就在6年前，发生在三角内衣厂（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的大火共夺去了145 个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生命，死者大多是在那里工作的妇女，当时的情景触目惊心。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的气派程度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城市的住宅。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于1917 年提到这座城市时称：“各种力量在这里野蛮滋生。” 寒冬时节，滑冰者涌向中央公园；夏季，科尼岛吸引着数百万游客的到来。可供纽约人选择支持的棒球队有3 支，一支在布鲁克林，两支在曼哈顿，不过只有巨人队的战绩要好一点儿。其他地方的人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纽约的社会变革、纽约移民、纽约的奢侈生活、纽约艺术、纽约所拥有的能量以及纽约式的价值观。华尔街则是举国嫌恶的对象。 在不埋头于《新世界报》的出版工作时，托洛茨基马不停蹄地参加着一个又一个会议——上至哈莱姆区，下至下东区，甚至远至费城。他与纽约社会党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讨论争辩。他与尤金·V. 德布斯（Eugene V. Debs）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会面，后者以社会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1912 年的总统竞选。他撰写了大量俄文文章，并用俄语和德语发表演说，试图在华尔街的阴影中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王国，也试图在俄国煽动革命。沙皇帝国——专制独裁、腐化堕落，厚颜无耻式的愚蠢是其统治阶层的特征——已经在国内培养出了整整一代的革命者。美国人从俄国对本国犹太人的处置手段中学到了一个词：“大屠杀”（pogrom）。但除了那帮来自俄国的流亡者外，没有一个美国人对俄国的命运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兴趣。 这一切都将在3月中旬被改变。这次改变将突如其来、出人意料、令人震惊。在没有从托洛茨基或其他赤色革命分子——他们自称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革命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旧称）爆发。人们揭竿而起。这场起义将铸就一个新的俄国，同时它也给美国人呈现了被许多人视为机会的东西——重塑世界。在太平洋的这一端，旧俄政权的垮台被誉为斗争道路上的一次大跃进，而斗争道路的终点则是让世界沐浴在民主的光辉之下。 托洛茨基不得不奋起直追。俄罗斯已燃起激情，如今必须努力将革命推动至下一阶段。9 岁的谢廖沙患了白喉，但现在已有所好转。一想到要回国，托洛茨基夫妇就兴奋不已。父母的热情让谢廖沙也受到感染。 3月26日，托洛茨基一家动身前一天，谢廖沙出去散步——他没有回来。托洛茨基简直要疯了。他在颠沛流离中奋斗了这么多年，为的就是*终有这样一天，自己能为建设新世界而献身。如今谢廖沙踪影全无。托洛茨基的妻子娜塔莉亚·谢多娃（Natalia Sedova，即前文的娜塔莎）一面收拾行装，一面担心不已。在过去的时光中，她已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 他们计划搭乘轮船——敢于以自己为赌注，与当时在海中四处潜行的德国U型潜艇捉迷藏——横渡大西洋。倘若托洛茨基没能搭上这艘船，革命洪流还将继续，但他的戏份就没了。3个小时的时间在“焦虑不安”中过去——托洛茨基是这么形容这段时间的，但他对自身革命抱持的忧虑之情或许不亚于他对儿子人身安全的忧虑之情。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我在这儿。”说话的是谢廖沙，他当时正在离这里很远的一个警察局。他显然还记得父母的电话号码。托洛茨基夫妇后来发现，这个男孩决定在离开纽约前解决一个一直在困扰他的问题：如果维斯大街不远处是第174 大街的话，会不会有个第173大街连着它？如果他一路走到底的话，能否走到第1大街？但革命家的儿子尚未查明真相，警察就找到了他。谢廖沙将自己的所在方位告诉了父母，他们立刻一路狂奔去找他，而此时谢廖沙正在警察局里，一面与一个身材高大、身穿带铜纽扣的蓝色短上衣的纽约警察下西洋跳棋，一面乐滋滋地咀嚼着一块黑色口香糖。谢廖沙——谢尔盖·利沃维奇·谢多夫（Sergei Lvovich Sedov）的美国化进程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双亲都无法确知这一点。第二天早上，他们登上了前往加拿大的船，而后从那里取道前往革命中的彼得格勒，踏上了改造世界之旅。甚至在离开美国的时候，托洛茨基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这里。 3月初发生在纽约的粮食骚乱以一种怪异的形式，映射了彼得格勒那场将沙皇赶下台的斗争的*初情形。愤怒的妇女动手打砸停放在斯坦顿和休斯敦大街的手推车。在第114 大街和**大道，一群暴民丧失了理智。另一群暴民强行进入布鲁姆大街和诺福克大街交界处的一座犹太会堂，但被警察驱散，10 人被捕。被控哄抬物价的食品杂货店遭抵制。200 个妇女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一场集会，决定敦促市政府绕开零售商将食品直接出售给消费者。市长约翰·珀罗伊·米切尔（Mayor John Purroy Mitchel）收到数以千计的请愿书，其中一些声称人们正在挨饿。乔治·帕金斯（George Perkins）——他是市长的食品委员会的主席，也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朋友——强烈要求富裕人家减省购买食品，以便给其他人多留一点儿。卫生专员在拉菲逸大街（Lafayette Street）——离托洛茨基的办公地点只有几步之遥——的克林顿大厅（Clinton Hall）向2 000 名来自东部的家庭主妇演讲时，建议她们给家人吃稻米和玉米粥，结果他差点被人嘘下台。“专员抓紧了自己的帽子和外套，但社会党律师雅各布· 潘肯（Jacob Panken）让妇女们安静了下来。”报纸如是报道。 一些官员很想知道“外国”间谍——也就是德国人——是不是 这次粮食短缺的幕后黑手。美、德两国已于2 月断交，打那以后，德国人将几艘倒霉的、同协约国做生意的美国船只送进了海底。美国铁路协会（The American Railway Association）否认缺乏货运火车是引发粮食危机的原因——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到了1917 年，由于战争导致货运量激增，美国铁路运输系统开始走向崩溃。当年伊始，运营中的铁路长度即达254 000英里，可谓前无古人——或是后无来者（即使到了今天，运营中的美国铁路也只有约140 000 英里）。但美国人没有足够的箱车，而现有的箱车却在东部海岸的港口堆积如山：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欧出口额逐年猛增，如今却因潜艇战陷入停滞。由于车皮短缺，品食乐（Pillsbury）公司被迫关闭两家位于明尼苏达的面粉厂，而人们深深担心新英格兰地区的面粉在几周之内就会消耗殆尽。 战时的繁荣发展令美国众多地区（亦包括纽约的众多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改善。但华尔街如今正忧心忡忡：自1914 年末起，股票价格翻了近一番，然而近来人们愈来愈担心协约国一方将被迫求和，股票随之开始急剧下跌，好日子结束了。 宛如巨大的洪峰即将到来，动荡、茫然的美国被一步步卷入战争中。当初它决心置身事外，眼下这一想法正在动摇。战争在缓慢地进行着，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同战争的结局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