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体系:起源、转型与创新

“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在其他经济学或金融学的历史描述中并没有出现，尽管少数经济学家使用了它的一些相关术语。“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反映了经济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20 世纪30 年代的国民收入核算称之为“部门”。我们用“侧”代替“部门”，来表示一个国家经济的这些部分与20 世纪初暴露出的大公司和国民经济框架的会计惯例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复式记账中，公司业务（或国家收入和生产）的借方和贷方账户按其出现的分类账所在一侧进行区分，而涉及实物商品或原材料的实际交易通常与涉及资本支出或债务的金融交易区别开来。我们相信一个经济体的实体侧和金融侧确实不是分开的——但它们往往被当作独立的。我们可以在早期对供求关系进行理论化的尝试中看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所讨论的商品通常是真正的商品或服务，而不是金融资产。我们在早期的国民收入估算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此时真实的商品生产出现了，而金融中介渠道却没有出现。本书的一个重要分析线索是试图将经济的这两个侧面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理论解释或模型当中。我们在雅各布·马尔沙克1938年的投资模型、格利和肖1960年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詹姆士·托宾20 世纪60 年代的模型，以及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中都看到了这样的尝试。在第七章到第十章中，我们一直在追问这些模型是否包括金融，以及如果是的话，这些模型是如何处理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之间的关系的。一般说来，直到经济学家开始使用存量流量分析或接受资金（相对于流量）的观点之前，他们的模型都不包括金融。事实上，许多增长模型，如21 世纪前10 年使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模型，并没有采用资金观点，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们不包括金融。在区分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的分析中，货币的地位很复杂，因为货币对这两侧都很重要。在实体经济中，货币起着记账单位和交易媒介的作用。在金融经济中，货币是一种交易媒介，此外它还是一种特殊的资产（价值的储存），也是一种延期支付的标准。货币在经济的两个方面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导致了一些我们试图回避的复杂问题。例如，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货币主义者认为，管理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是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但弗里德曼关注的是货币数量的供给和需求，他并没有强调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在扩大货币供应方面发挥的内生性作用或信贷渠道的重要性。照此类推，随着金融学科开发出自己的模型和投资产品，经济交易的实体侧往往会逐渐淡出到幕后。例如，过去20 年发展起来的一些更奇特的衍生品——合成信用违约掉期（CDS），不需要任何基础的实际资产来支撑它们的价值，同时高频交易不是从实物商品交易中获利，而是从利用在各种数字性交易中出现的瞬时差价的高成交量仓位中获利。在这些例子中，真正的商品永远不会易手，然而，这类交易帮助经济中的金融部门在数量和价值方面以相当于国家GDP 的一个比例实现增长。这种经济中实体侧与金融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出为何写一部金融历史如此具有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