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史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古文学史论》：　　东汉人士从仕，大致分地方察举和公府征辟两途。察举每岁皆行，初由三公以下各官吏进举茂材，后来刺史守相等纷纷滥举。茂材孝廉，岁以百数。遂以孝廉为察举惟一项目，其他诸科渐废；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且成为定额。人民为了求仕的出路，纷纷竞趋，于是弊端层出；当时谚云：“举茂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可知实际情形之一斑。但察举尚须循序渐进，所以高才重名的人，都愿意由征召出身。汉朝二千石以上，皆可自辟曹掾，公卿等也都以辟士相尚，一般名士还有以不即时应命为高的风气，如黄琼五府俱辟，陈纪四府并命，都可以更提高他的声誉。朝廷也常崇敬高名，直接辟请。陈实官仅太邱长，家居后，朝廷每三公缺，议者多归之。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以实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董卓征荀爽，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所以崔实《政论》言征辟云：“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这种躐等而进的仕途，当然使得士人们特别重视在野的声誉，一方面士人自己也当然激厉名行。桓帝时太学生至三万人，马融、郑玄等也群聚京师，于是士人渐渐形成一个集团，表现一种清议势力。这种士人自身的清议，自然会影响到了察举和征辟的标准，也就是士人自己出处的标准。而且士人的领袖和朝廷大臣，有时互相褒重，如郭林宗之与李元礼；所以清议的力量，可以直接影响到实际的政治。《后汉书·苻融传》云：“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士人的集团形成之后，处士的声誉已远超过实际的禄位，所以党锢之祸的起来，就是因了这种“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士风。但党锢的残杀，并不能把士人的地位打散和取消，据《后汉书·范滂传》，其时党人之祸愈酷，而名愈高，天下皆以名入党中人为荣。范滂初出狱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这些士人们已成了社会上的一种不可侮的力量，他们的名行地位，都为人所景仰，于是在他们的周围，还团结了许多的门生故吏宾客的随从力量；因此有许多已经形成名门世家的名士，就专门延结宾客，募养家兵，以树植自己的地位。中央政治的腐败无能，使得由察举征召所养成的清节高行的士大夫风习，由忠君爱国而离心转移为狭义的豪侠精神；恩仇必报，忠于私主，都是当时行为的特点。于是这种以门生故吏和私人部曲集合起来的势力，就成了社会的一个强力的中心。政府对这些势力无法处治，而且还要依赖他们去平定“盗匪”，遂只好分别任为长吏或将军。于是他们便扩充势力，互相竞争，巧结联盟，设法并吞别人，这样便成了一个军阀混战的乱局了。所以远在魏武九品中正之法实行前，士族已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势力，许多名士即是汉末割据诸雄中的主角。而且各地的名门郡望，也有很多把持乡政，左右清谈的事实。吴质已为达官，乡里犹不与之士名。薛夏出身单寒，本郡豪右且将处死。《全后汉文》卷八十九仲长统《昌言》云：“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王符《潜夫论·交际篇》云：“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可知魏晋华素之隔，其来有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