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以唐宋文化对外传播为参鉴

**章　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当前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通过“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次集体学习释放了两个重要信号：一方面，新时代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更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这一议题已经由特定的专业领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亟须解决的重点任务。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对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所作出的深邃思考，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际传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为当前推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对此，我们应客观审视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目标定位、基本原则等预设前提，充分考量其在多元传播环境下的竞争优势与发展潜力，总结经验、深入研究并提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从而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节　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预设前提 探索新时代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层面看，“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强调的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因此，“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而“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因此，在这一宏大时代背景下，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预设前提，需要从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予以客观审视。 一方面，在学理层面，需要科学运用唯物史观研判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所处的历史方位与发展阶段。从挖掘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从中华民族*深沉和*深厚的精神追求深度，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角度，明确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时代意蕴，进而深化对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学理阐释。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还要跳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传统研究范式——既跳出将国际传播仅仅视为一种功能性手段的传统认知范式，又跳出过多强调国际传播的特殊性、强调“内外有别”的传统实践范式。故而，需要我们在研判复杂环境、找准目标定位、明晰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拓展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新发展阶段　研判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复杂环境 科学研判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及媒介环境，是客观审视多元传播环境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竞争优势与发展潜力，从而明确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时代意蕴、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逻辑前提。 首先，在国际环境方面，国际政治风谲云诡，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以来*为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具体来看：**，国际传播环境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国际力量对比正在进行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深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人心；另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霸权主义、民粹主义与排外主义等思潮有所抬头，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难度。第二，在世界文化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竞争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一方面，维护文化领域的霸权地位，成为西方国家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以美国为例，在以“捍卫美国价值观”为导向的战略部署下，其加快建设以数据中心为代表的存储设备、以云服务为代表的应用平台以及以互联网交换中心为代表的交换设施，同时通过微软、思科、惠普等企业垄断互联网核心技术，并通过各种隐性方式长期推广本国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美国现有的文化传播设施数量、服务能力、技术实现度及市场渗透率均列世界首位。此外，据权威票房统计网站 Boxofficemojo 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卖座的10部电影中有9部来自好莱坞。另一方面，新兴文化传播市场不断涌现，各国积极探索塑造本国文化新形象的创新路径。以日本为例，在“文化立国”国家战略部署下，其积极通过颁布立法措施、增加财政预算、鼓励社会赞助等方式保障文化战略的具体实施。例如，20世纪末日本政府确立“文化立国”国家战略，并通过颁布立法措施、增加财政预算、鼓励社会赞助等方式保障文化战略的具体实施。2013年，日本政府颁布《株式会社海外需要开拓支援机构法》，其明确将发展新文化产业上升为国策，并设立了公私合营的“酷日本”机构，同时明确将从“媒体与内容”“时尚与生活方式”等渠道为本国文化对外输出提供资金支持。2018年，日本文化厅发布题为《文化艺术推进基本计划——活用文化艺术的“多样价值”，创造未来》的咨政报告明确提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重要意义在于文化输出，是一个向世界传播日本文化艺术价值的绝佳机会。总体而言，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积极作为，主动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日本特色与世界共识之间的平衡点。这些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也因此成为近年来日本新文化受到海外民众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在国内环境方面，新发展阶段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即“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科学研判“时”与“势”，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辩证看待新机遇与大机遇、理性应对新挑战与大挑战的必要前提。**，新发展阶段之“新”，在于其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上。经过“十三五”时期的高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因此，无论是从物质基础，还是从科技实力、人才资源等角度看，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都拥有以往任何阶段都不曾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现实基础。第二，新发展阶段之“新”，在于其是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机衔接。新发展阶段，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立足新发展阶段，在历史关键节点抓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再现中华文化历史上的辉煌，进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此，党和国家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与更艰巨的任务。第三，新发展阶段之“新”，又指向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由重视规模的“高增速”转向重视效率的“高质量”，是新发展阶段鲜明的时代主题。当前，面对日益激烈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我国如欲提升这一综合国力的核心指标，就必须秉持高质量发展理念。一方面，要凭借“硬实力”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还要在文化“软实力”上厚积薄发，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亲和力、感召力与影响力，从而形成能够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文化竞争力。第四，新发展阶段之“新”，还指向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向好，呈现出诸如制度集成创新带来的治理效能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带来的市场空间广阔等优势，但是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特别是在经济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社会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聚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国际外部势力冲击等多重影响交织在一起，均为新发展阶段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