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引论

四、体用之学 “体用全学”作为关学的理论形态，具体包括“明体适用”之学、 “立体致用” 之学、“著体致用”之学、“明体达用”之学、“中体时用”之学和“用体用用”之学。其中，古代的“体用全学”以李颙的“明体适用”之学*为典型，而近代的“体用全学”则以刘光蕡的“中体时用”之学*为典型。 之所以要在关学的“体用全学”内部进行古代与近代的划分，是因为古代的“体用之学”和近代的“体用之学”不同。这种不同，就理论来看，既表现在“体”和“用”的内容方面，也表现在“体”与“用”的关系方面；就理论的产生来看，“明体适用”之学与“中体时用”之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同，这个层面的不同主要是时代的不同造成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更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知“体用全学”。 1.“明体适用”之学 就目前习见的关学文献来看，“明体适用之学”*早由薛敬之提出。他教导士子说：“敢因以明体适用之学，为吾应士望。”而薛敬之的儒学，也被学人认为“有体有用”；再者，他有“体用”思想，尤其推崇程颐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样来看，薛敬之不无建构“明体适用”之学的理想和努力。薛敬之的弟子吕柟也提倡“明体适用”，他说：“苟学者能博古通今，明体适用，主司未有不知者。”与其师相同，吕柟也鼓励学子学习“明体适用”之学。同样，吕柟也明白“体用一原的道理”；而且认为，“圣贤之学，有体必有用”。可见，吕柟也以建构“明体适用”之学为目标或追求。这是李颙建构“明体适用”之学的理论基础。 承绪薛敬之和吕柟师徒建构“明体适用”之学的理想，李颙自觉地以建构“明体适用”之学为目标。他不但认为“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而且明确诠释“明体适用”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更重要的是就其“明体适用”之学来看，既包括“明体”内容，也包括“适用”内容，而且二者是“体用”关系。这充分表明，“明体适用”之学已被李颙建构成。 “明体适用”之学虽然被李颙早年建构而成，但它是李颙终生提倡的学问。据张珥记载，李颙“中年以后，惟教以返观默识，潜心性命；中年以前，则殷殷以明体适用为言”，这似乎反映李颙中年以后学术发生转向，放弃了“明体适用”之学。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明体适用”之学是李颙始终提倡的学说。而且经现代学人研究，“明体适用”是李颙之学的核心。这样来看，张珥的这番言辞其实是说，“明体适用”之学在李颙中年以前已经建构成了。 “明体适用”之学，就内容而言，包括“明体”和“适用”两大方面。所谓“明体”。由李颙对“明体适用”的诠释来看，是指“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即对人固有善性的内在体验。李颙在《体用全学》中说“明体”既有“明体中之明体”，也有“明体中之功夫”；再者，他讲解《大学》“明明德”说，“‘明德’是体，‘明明德’是明体”：综合来看，“明体”既涉及本体，也涉及工夫。所谓“适用”， 由李颙对“明体适用”的诠释来看，是指“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再者，他讲解《大学》“亲民”说，“‘亲民’是用，‘明明德于天下’‘作亲民’是适用”：概而言之，“适用”就是经世致用，治理社会。但“适用”所需要的知识，按《体用全学》可知，主要是政治、教育、军事、农业等领域的知识。足见，“明体适用”之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适用”方面的内容。 首先，分析明体之域的本体。“本体”，李颙指“心之本体”，简称“心体”，也就是“本心”。李颙认为心体是“人生本原”，即人之为人的根本依据。心体“无声无臭，廓然无对；寂而能照，应而恒寂”。就前者来看，本心具有超越性；就后者而言，本心具有内在性。超越性是说，本心是超越善恶的独立存在，即王阳明所谓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内在性是说，只有人与物接触而内心产生意念时，心才会出现“理”与“欲”的分化，从而有善恶可言。同时，李颙强调本心能够识别善恶，就此而言，本心也可称为“良知”；那么，本体也就是“良知之本体”，简称“知体”。本体的基本特点是“本体自全”：一方面是说本体是“我固有之也”，强调其先天性；另一方面是说本体“譬如日之在天”，其“光体不增不损”，强调其永恒性。这样来看，本心只有被“欲”遮蔽而昏昧，而不会减损乃至消失。 其次，分析明体之域的工夫。工夫与本体紧密联系，李颙说“复其原来本体，才算工夫”，即工夫是保持和维护本体的方法。具体而言，“本然处原淡、原简、原温、原近、原微，即此便是本体；能淡、能简、能温、能谨近、谨自、谨微，即此便是工夫。”这是说保持心之本然状态——“本心”——的方法和过程就是工夫。由于本体是“无善无恶心之体”，那么工夫也就是保持本心处于“无物”的状态，即“惟将平日所蕴，一切放下，闲思杂虑，尽情屏却，务令此中空洞虚豁，了无一物，便是工夫”。就此而言，工夫的特点就是“只要‘有’归‘无’”。李颙提倡的工夫是“敬以为之本，静以为之基”，即主敬是贯穿终始的工夫，而主静是入门下手的工夫。他认为“‘敬’之一字，彻上彻下的工夫，千圣心传，总不外此”；所以，做工夫应当“成始成终，不外一‘敬’。”不过，李颙强调“敬是心法”，具体内容是“小心”“戒慎恐惧”“常惺惺”，从而维护本心不被欲念遮蔽而保持其灵明。这也就是李颙所谓的“敬则内外澄彻，自无物欲之累”。之所以要以主静为入门下手工夫，主要是因为“吾人自少至长，全副精神俱用在外，每日动多于静。今欲追复元始，须且矫偏救弊，静多于动，庶有入机。”在李颙看来，“静极生明”，心无杂念妄虑便可归回本然状态——本心，即“水澄则珠自现，心澄则性自朗。”主静的形式是静坐；而内容是“静默返照，要在性灵澄彻”，即认识本体。对于初步静坐者来说，不妨“惟理是思”，即思想理来防止欲；对静坐娴熟者来说，应当“纤念不起”，这才是“静坐之要”。因为只有既没有“理”遮蔽也没有“欲”遮蔽的心，才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才是本心。李颙强调坚持这样静坐，便会“静坐久之，见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可见，主静是为了认识本体。李颙说“学问要识本体，然后好做工夫”。通过主静体知到本体之后，就要通过主敬来维护本体，即李颙所谓的“保任”。这就是“敬以为之本，静以为之基”，这就是李颙所谓的工夫。 *后，分析适用之域的内容。适用的内容非常丰富，用李颙的话语表达，那就是“上至天官地理，以及礼、乐、兵、农、漕、屯、选举、历数、士卒”等都要通晓；或者说，“屯田、水利、盐政、以及国计、选将、练兵、车制、火攻”等无不熟知。“适用”的基本要求是适合时代的需要，那么凡是其时治理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都应当具备。但就古代社会而言，治理国家所需要的知识无非是政治、教育、军事、农业等领域的知识；所以，李颙主张的适用之域的内容主要就是这四个领域的知识。 “明体适用”之学，就内容而言，将道德修养与经世致用统一起来。具体而言， “明体适用”之学内涵“成己、成物之方，道德、经济之实”，将“成己”与“成物”相统一；“明体适用”之学“内焉而圣，外焉而王，道德、经济之实，统于是矣”，将“内圣”与“外王”相统一：质而言之，“明体适用”之学是要将“道德”和“经济”相统一，即将道德修养与经世致用统一起来。其实，将道德修养与经世致用统一起来，是李颙建构“明体适用”之学的目的。在李颙看来，理想的儒学，或者说作为原始儒学的孔孟之学，是“体用全学”。所谓“体用全学”，就内容来看，就是既有“明体”的内容，也有“适用”的内容，前者被称为“道德之学”，后者被称为“经济之学”：二者相统一才是“全学”，即“体用全学”。 但是“体用”更是一种方法。作为方法的“体用”，如前所述，“体”指“实体”，“用”即“作用”；那么，体用关系就是实体与其作用之间的关系。依此来看，只要具备实体，也就相应地具有实体所固有的功用。“明体适用”之学，就建构方法来看，运用的正是体用方法。李颙说：“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前者指的是“明体”，后者指的是“适用”，即“明体”与“适用”是体用关系。站在体用方法的立场，便不免有“体立自然用行”的观点，即只要“明体”就可以“适用”。所以，尽管“明体适用”之学主张“道德经济”兼备，但是也不免强调“须以道德为本”。然而问题是，体用方法之维的“体立自然用行”是否可以确保人只要具有道德也就具有了知识以及技能？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道德与知识以及技能之间并不存在体用关系。但是在关学学者看来，德与才之间的关系是体用关系，即“德者，才之体；才者，德之用。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李颙也是基于这种认知，理所当然地认为“明体”便可以“适用”。这是李颙对“体用”缺乏反思，而直接接受和运用体用方法的后果。 非但李颙，整个古代关学的“体用全学”都存在这种思维方面的缺陷。张载*先提出建构“合体与用”之学的理想，但他看重的是“用”的内容，也缺乏对“体用”方法的反思。具体而言，张载有见佛教徒“不知范围天用”，结果其学“有体而无用”；故而，他强调“求致用”来建构体用之学。对于体用方法并不重视，遑论反思。有明一代，关学学者普遍主张建构“体用之学”。他们建构“体用之学”主要是为了补救阳明学派的“空疏无用”对儒学造成的不良影响，依然看重的是“致用”以及“实用”的内容；而对体用方法不够重视，缺乏反思。迨清代，倡导“体用之学”的关学学者如王心敬、杨屾、张秉直等人，依然缺失对体用关系的反思。总而言之，古代“体用之学”的“体”之内容与“用”之内容之间并不存在体用关系，但是关学学者依然认为“体用自然用行”。这是关学古代“体用之学”普遍存在的理论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