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9-2020)

《人世间》所具备的“史诗性”，所依循的理论标准来自于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早已为大家所熟知的相关论述。然而，借用洪子诚的相关论述来衡量评价梁晓声的《人世间》，唯一可能引起争议的，就是第四点也即“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一般来说，一旦提及英雄，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战争，似乎只有在那血雨纷飞的战场上才能够产生所谓的英雄。但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一种看法还是显得多少有点狭隘了。我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相对于非常态的战争，更长的时段恐怕还是处于常态的和平时期。既然人类更多地还是生活在一种常态的和平时期，那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种常态的和平生活阶段，是否也同样还会有英雄生成。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只要是拥有相对丰富生活经验的朋友就都知道，在看似寻常的日常生活中，要想做一个超乎于一般之上的生活英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很多时候，当历史形成了一种浩浩荡荡的蛮力向某种未必正确的方向涌进的时候，那些不仅有幸掌握了真理并且有足够的勇气与这历史的蛮力相对抗的人类个体，就绝对称得上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形象。我们一定要设法破除只有战场上才会有英雄形象生成的狭隘观念，在一种广义的层面上，把那些日常生活中敢于逆错误的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类个体，也全都理解为生活英雄形象。如果我们以上的英雄观念可以成立，那梁晓声《人世间》中“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在这部先后出现过四五十位人物形象的长篇小说中，*起码，周氏三兄妹中的大哥周秉义，乃完全称得上是一位和平时期的生活英雄形象。 虽然小说一开始所讲述的，是20世纪初叶十月革命后大量白俄贵族被迫迁居到远东大城市A市的故事，但严格说起来，这**章的内容却不过是小说的序幕。整部《人世间》主体故事的起始时间，是第二章故事发生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具体来说，也就是1972年那个寒冷的冬季。从这个“文革”的中间时段开始，一直到进入21世纪后的所谓市场经济时代，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时间可以说差不多达到了半个世纪的长度。作家梁晓声对出身于A市著名的贫民区光字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生活英雄周秉义的人生书写，自然也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作为市一中高三年级的优秀生，他原本是一门心思要考大学的。没承想，他的大学梦想却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变成了泡影。“上山下乡”运动前，身为“逍遥派”的周秉义，“除了躲在家里偷阅禁书，再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恋爱。”（上部，25页）“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上部，26页）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在周秉义的成长过程中，“上山下乡”前这一段与女友相偕并肩读禁书的地下读书活动，的确发挥过举足轻重的启蒙作用。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在成长的关键时期曾经有过如此一种简直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一般的阅读禁书过程，从自己的家庭中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精神营养的周秉义，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能够在“上山下乡”成为兵团知青后的第二年，就被“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等到周秉义要离家前往兵团做知青的时候，才会指着书箱特别郑重地告诉小弟周秉昆：“你也别因为那些书不安。现在已经不是‘文革’初期，我和周蓉走后，家里就剩下你和母亲了，咱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即使被多事的人发现了，举报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绝不至于把你和母亲怎么样。只不过，那些书在以后的中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将难以再见到，很宝贵。我希望咱们周家的后人还能幸运地读到那些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一辈子没读到过这些书是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