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传播学论丛(第四辑)

体认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林克勤 认知科学以集群形式的出现对传统学科的范式发展影响深远，在跨学科蓝海的导引下已经滋生出超越各自本体的深层交叉或复合式蝶变领域，如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学、认知翻译学、认知诗学、认知哲学、认知语言学、认知病理语言学等，在学术的大花园里各放光华，纷领潮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万千气象。认知科学与信息传递和行为研究的结合，在国外主要聚集在两个领域：一是电子工程学或计算机工程学，如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二是医学领域，如依托于脑科学的认知交流（Cognitive ommunication）。实际上，国外有关这方面的互浸研究与传播学尚没有发生任何攀援关系，而在国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泛媒研究院于2010年共同主办了“传播学与认知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拉开了认知科学（主要是**代认知科学，即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集群等）与传播学“联姻”的序幕。自此以后，有关认知传播研究的学术成果呈井喷式爆发，截止到2013年，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统计分析，达到了24176篇，这个数字比2000年萌芽阶段的657篇足足增长了接近40倍。截止到2015年，有关认知传播研究的文章稳定在30000篇左右。 2014年全国首届认知传播研究高峰论坛暨认知传播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正式确立了认知传播学（Cognitive Communics）的学科发展方向。至此，认知传播学逐渐完形为体验哲学视阈下的一种传播学研究进路，即以体认传播观为指导，关注人类社会传播过程中信息与意义的产生、加工和认知改造、心智与传播现象、各要素的内在关系等，其核心是要揭示传播与人类认知行为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不是传播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于一个学派或一种思潮，也可以视作当代传播学研究的认知转向。目前的传播学界已呈现出喻国明领衔的认知神经传播学派和欧阳宏生代表的认知传播学团队二水分流之势，心智、意识、隐喻等人类的精神活动范畴越来越受到传播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认知传播研究进入成熟期并逐渐建构其在学界的合法化地位。但大多数学者依然认为，传播研究的客观本源基础仍旧是其学科体系存在的前提，为避免矫枉过正，在强调心智作用的同时不偏废经验事实作为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基本前提的实在意义，亦在概念拟定上与认知交流（Cognitive Communication，简称CC）相区别，我们拟将认知传播学（Cognitive Communics，简称CC）修改为体认传播学（Embodied-Cognitive Communics，简称ECC），并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整个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潮、认知科学的事实影响与精神泽被，从“社会实践”“哲史对话”“现实的人”等关键命题中确证体认传播学的基本视点与理论框架均来自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遗产——马克思主义。 一、“社会实践”从本体论判“体验”的先导与启迪 学界基本认可，认知科学集群发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以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为核心，这是其形塑的**阶段。到了20世纪80年代，认知科学的发展迈入第二阶段，以乔治??雷科夫（George Lakoff）与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为代表的体验哲学异军突起，拉开了认知科学革命的序幕，并促成了两代认知科学的并轨合流，从而对人文、自然学科前沿的理论范畴嬗变与实证体系飞跃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认知科学中有关“涉身性”或“体验性”的研究更是走上前台，已成为西方哲学和认知科学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与关键术语。目前大多数学者对于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基本看法：一是强调身体作为认知的载体、实现者的作用，突出人的身体与认知的密切关系，认为认知只能在人的身体上才得以产生和进化；二是突出身体作为认知生产者、塑造者的功效，即主张身体不仅是人的认知发生和运作的特殊基础，更直接生产和塑造认知，属于认知产生机制的核心内容。基于这样的结论，雷科夫和约翰逊明确了心智的体验性作为其理论核心的重要地位。而正是由于心智的体验性，我们脑中概念系统的形成与建构基本上由人的感知和运动系统决定，人的身体与外界环境、客观事实的接触感知直接导致了我们对世界的印象和日常生活中分类范畴的型构，从而影响了人类知识生产的整个过程。以两代认知科学为理论指引的体认传播学高扬“体验性”的旗帜，形成了有别于实证主义传播学派的体认观，即认为人类的思维、话语、交往中既有“体”的感知基础，也有“认”的理性成分。前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经验事实”，后者则以人的主观因素和价值判断对基本事实进行加工和阐释。这与西方主流传播学强调的离身性效果研究，即认为传播是一种精神思想的勾连与互动，本质上和与人的身体无关的学术立场产生了较大的区别。在技术决定论的考古质疑中，新媒体的繁荣和发展带动了人的主体性的活跃，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在基于对刺激—反应框架下的行为效果研究和只强调抽象符号的传播仪式观的反思下，开始关注身体体验在传播维系社会稳定和个人行为中的作用。体认传播学对身体体验意义的凸显，诚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强调的“惯习”结构的形成，即个体从生活实践中获得零零散散的经验，而这些经验的日积月累则以“知识茎块”的形式固化为人们头脑中的认知图式，刻板成人们在将来的行为中反复遵循的倾向性立场。这种从个体经验生发出来的、用于维系特定社会整体协调的传播就是一种共识和意义身体化的过程。他认为：“只要一整个集团和一整个象征性地被结构化的环境，在没有专门人员和规定时段的情况下进行匿名教学行动且进行传播，那么定义了实践掌握的操作方式的本质就在实践中以实践的状态得到传播，并且不进入言语的层面（即这种实践类型不经过符号体系的表征过程即可运作）。实际上，我们模仿的不是‘模式’，而是别人的行动。”在体认原则的视角下，人类的传播活动之所以能够通过文化符号体系对特定社会进行时间承续和组织协调上的维系，其可能的一种解释就是以个体的具身体验作为中心，力图让自我作为他者的观念范畴延展为社会关系的共鸣。故此，“体验”是人类社会精神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在与预设。体认传播学的产生直接获益于认知科学前沿理论的创新发展与破题释义，实际上也是间接受惠于170多年前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对整个西方哲学体系发动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西方思想史上，马克思以社会实践的哲学思维方式导引了西方哲学的划时代嬗变——实践论转向。辩证唯物主义以人类实践的优先性取代了天赋理性的优先性，强调人的感性生存行为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明确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就深刻而完整地揭示了物质决定意识、客观世界先于主观世界的唯物论真谛，批驳了唯心主义哲学家对世界联系的前后颠倒与主次混淆。然而，马克思虽然鞭辟了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是精神的异化存在形式的观点，推倒了建立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形而上之藩篱，但马克思并不把自然看作是人们顶礼崇拜的对象、只能顺从而无法改造和超越的神灵，他同样彻底诟病了所谓自然界具有优先性的观点。马克思承认自然界具有领先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先在性，但并没有推论出自然界被赋予的优先性，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偷换概念的理论陷阱，往往被一些受利益驱使和有多元价值的人居心叵测地滥用。另外，所谓自然界优先性的提出，把人和自然截然分开，割裂了自在之物与自为之物的有机辩证联系，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多主体互动模态，明显蜕化为一种静止和僵化的程式，这必然会导致本体论上一种虚无缥缈的斯芬克斯之谜。总而言之，在马克思眼里，只有人类实践，只有社会整体意识支配的主动性言语行为方式，才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