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校园

噩梦来袭 这本书并不是关于我自己的， 但它发端于我的经历。1974年，十三岁的我离开了我所憎恶的预备学校，我从八岁起就在那里寄宿读书。它已经完成了任务：让我顺利进入了一所著名的公学，从而踏上了一辆自十九世纪以来英国的特权阶层就规划好的通往成功的“直通车”；但这种人生是有代价的，并且还有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我没有成为牧师帕皮伦口中的公民。 和一百多万曾上过寄宿学校且仍在世的英国人一样，我在离开学校多年后依旧试图忘记发生在那里的事。在自己孩子八岁或十三岁时，我没把他们送到寄宿学校去；但是在2013 年圣诞节，我的学校连同它代表的一切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被埋藏的记忆重新涌现。《每日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鲍里斯就读的学校正在接受性虐待案件调查》的文章，我读到它时，哭了。这篇文章说，一些人（不是鲍里斯·约翰逊）正在对学校两位前任教师的“可怕侵害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警方已经着手调查。二十名前阿斯顿预备学校（Ashdown House Prep School）的学生发表声明说：“这种虐待已经伤害了很多学生，在他们长大成人后仍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回击，并采取行动阻止这种可怕的伤害，这是治愈创伤的一部分。” 他们比我小几岁，但我听说过他们，也知道他们说的老师。我跟母亲聊了聊，她告诉了我一些我已经忘记的事情。我和妻子露丝·伯内特重访了位于萨塞克斯的学校，那是我毕业离校后**次回去。它变了，所有学校都变了，不过一些本质的东西没变。七岁的孩子仍然被送去寄宿。我们遇到了一个怯生生、泪涟涟的孩子，他看起来可怜兮兮的：他“还没适应这里”。校长向我们保证说他很快会挺过去的。寄宿学校曾经是并且一直是一件工具：简单、实用，有时则很残酷，像外科医生的锯子或牙医的钳子。 几个月后我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我在阿斯顿预备学校遭受到的身体、心理上的虐待。我不是**个这样做的人，许多曾就读于预备学校的作家都披露过类似经历。对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明显不过的寻求治疗之举。不过，也许因为我的文章也探讨了近期保育机构里出现的虐待问题，又或许是因为《观察家》杂志那位精明的编辑——他也曾是寄宿学校的学生——邀请读者分享他们的故事，总之，我的文章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它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成千上万的转发和评论。在我从事新闻调查和竞选新闻采编的二十五年职业生涯中，从未得到过如此多的反馈。 大部分评论都表达了同情。有些读者很快指出这篇讲述“上等人的虐待”的文章所包含的讽刺意味——人们付钱去让孩子遭受侵害。（一条评论说：“有时候，我们并没意识到其实我们出身平凡有多么幸运。”）其他评论则质问：那又怎么样？有谁会觉得意外吗？“上层和中上层阶级”习惯于把子女送去寄宿学校，把他们托付给恋童癖们照顾，这一做法由来已久。人们谈论这一问题时引用了曾在公学就读的讽刺作家奥伯龙·沃（Auberon Waugh）的话：“当然，英国人对孩子的仇视在整个文明世界都非常有名。” 另外一些人的抱怨不无道理：根据儿童委员会的说法，英国每年有近二十五万儿童遭受性侵，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些陈年旧事占用我们和警察的时间？但对此予以反驳的观点也很有价值：因为如果这是统治阶级照顾他们子女的方式，那他们长久以来，在经营BBC 和NHS*这些公共机构时总是如此粗暴傲慢、遮遮掩掩，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需要找出精英学校的问题所在，就像我们在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Stoke Mandeville Hospital）事件中干的那样。 很多人写来信件，分享他们的经历，讲述他们持续一生的悲伤故事。该杂志的负责人赶紧删了那些指名道姓的帖子，但即使这样，评论区和我的收件箱中也保留了数百个可信的故事，讲述了很多成年人在私立和国立寄宿学校中的犯罪行为。 我在几周内阅读了所有邮件，这并不容易。有的人给我发了长达数十页的信件，有的把打磨好的准备出版的书稿章节发给我，也有的倾诉了自己的悲伤。许多邮件的**句话都是：“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起过……”在读完这些信件的几天后，我做起了噩梦。我睡着了，但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儿：很多残肢断臂散落在房间里，从床底爬到床上。 许多来信都收到了我预设的自动回复：承诺我会在几周内阅读并回信。通常自动回复会再次收到读者的答复说：讲述这个故事本身已经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还有：“别担心，我想那些寄宿生的悲惨故事就够你忙乎的了。你不需要回复我。在我发送邮件给你之后，我也给（某位同伴）看了，我们开始讨论这件事。迟到总比缺席好……” 也有一些邮件不容易处理。有人要求我干预，这种干预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尽管我们确实调查过高登斯顿学校（Gordonstoun School），然而对一些争议颇大但财力雄厚的学校，报社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旷日持久的调查。有些人显然需要帮助，但我无法帮上忙。有些人有自杀的倾向，这些受害者知道当年侵犯他们的人仍然在这个系统中工作。大多数人得到的是统一答复。我建议他们采取如下方法：参加谈话治疗，继续战斗，诉诸法律手段。不过寻求法律援助并不一定是个好主意，它能帮你报复加害于你的人，但法律程序往往漫长烦琐，有时只会徒增你的愤怒和痛苦。有些电子邮件讲述了自己将性侵者告上法庭的经过，这些故事大多以失败和受挫告终，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到2017 年初，此书付梓时，那些从2013 年开始试图让阿斯顿以及虐待孩子的老师们付出代价的人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不过英国民法在不断变化。民法原本规定只能在事件发生后的三年内提出人身伤害的赔偿要求，这对受虐儿童意义不大，因为他们往往在事件发生多年后都不会揭发罪行，而吉米·萨维尔事件的受害者改变了这一原则：在严重的性侵案件中，法官可以延长追诉时效。因此，联合学校的受害者们一起开展民事诉讼就变得可行了。这些受害者当中的许多人在银行或金融业的其他领域工作，他们是来自公学的成功人士，相信起诉能让学校付出不菲的代价。如果学校的保险公司发现责任风险升高，他们就会施压，要求学校建设更强有力的儿童保护机制。一位著名的金融家告诉我，他将把得到的所有赔偿金直接存入慈善机构，用于为国立学校的儿童与青少年提供创伤咨询，“并不是说私立学校就不需要这个”。 *后，由于我信心不足，怕自己没能力当好电子邮件咨询师，也担心自己可能加剧别人的痛苦（我知道我会过于感性），我做回了记者。我给收到的指控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并开始寻找其中的模式。我把我的数据与其他记者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特权阶级学校发生过成年人性侵事件，而实际的数量还可能更多。我意识到我们需要回到现代公学系统发端的十九世纪中叶，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