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应许

　　《政治的应许》：　　偏见与判断　　我们将共有的那些偏见视为不证自明，在谈话中无需任何冗长的解释就可以直接提出来讨论。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些偏见本身具有*广义的政治性，意即它们是人类事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人类事务中展开的，因此偏见在日常生活，从而在政治中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惋惜或是力图改变。人离开偏见就无法生活，不仅因为没有谁的智识或洞见足以对他生活中需要作出判断的每件事情都给出一个原创的判断，而且因为需要具备一种超人般的敏锐才能做到毫无偏见。也正因如此，在一切时代、一切地域，政治的任务都是去呈现偏见并消除偏见，但并不是说政治的任务是训练人们不存偏见，也不是说从事这类启蒙工作的人本身是摆脱了偏见的。一个时代的敏锐程度和开明程度决定了它的总体面貌及其政治生活的水平；然而如果说哪个时代不允许人们在自己生活的重要领域做判断和决定时依赖和信任自己的偏见，那是不可想象的。　　把偏见作为日常生活的判断标准，这种对偏见的辩护很明显是有局限的。它事实上只适用于真正的偏见——也就是那些不自称是判断的偏见。真正的偏见，通常的识别标志是它们毫不掩饰地诉诸权威——诸如“人们说”或“舆论如此”，当然这种对权威的诉诸不必是明确说出来的。偏见并非个人的习性癖好，习性癖好尽管无法验证，但总是有个人经验作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习性癖好具有感官知觉上的证据。由于偏见存在于经验之外，偏见从来都无法提供这样的证据，甚至那些受偏见左右的人也无法提供。然而也恰恰是因为偏见与个人经验没有关联，从而可以指望轻易地得到他人的赞同，无需努力说服他人。在这个意义上，偏见不同于判断。不过，偏见与判断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人们识别自己以及相互之间的共性的方式，因而受偏见左右的人总是能够确保对他人具有影响，而习性癖好却几乎无法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流行，它只能是对有私人亲密关系的人产生影响。偏见常常在社会领域扮演某种主要角色。任何社会结构或多或少都要以偏见为基础。这些偏见接纳一些人的同时也排斥另一些人。一个人越是独立于任何种类的偏见之外，越是对纯粹的社会领域缺少适应性。然而，在社会领域之中我们不索求任何判断。放弃对判断的索求，以偏见代替判断，这样做只有当我们进入政治领域时才是危险的。在政治领域，没有判断我们就完全无法运转，而政治思想在本质上正是基于判断。　　偏见之所以具有力量与危险，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偏见之中总是潜藏着某种过去的东西。通过更为切近的检视，我们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偏见总是掩盖了某种过去形成的判断，这个判断原本具有自己恰当的、合乎逻辑的经验基础，其之所以发展成为一种偏见只是因为它在蹉跎岁月中不再被重新检视和修正。在这方面，偏见不同于单纯的闲言碎语。闲话隔不了一天或几个小时就忘了，其中所包含的*为异质的观点和判断就像万花筒中的碎片一般匆匆之间翻滚而过。而偏见的危险尤其在于它总是扎根于过去，其扎根之深是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偏见不仅先于判断、阻碍判断，而且使得判断以及对当下的真实体验变得不再可能。如果我们想要消除偏见，首先必须揭示蕴含于偏见之中的那些过去的判断，也就是说，必须揭示存在于偏见之中的任何真理性的东西。如果我们忽略这一步，启蒙演说家的整个队伍以及书斋里的一切论说都将一无所成，特别清楚的例证就是在那些负载着古代偏见的论题上——诸如犹太问题或是美国的黑人问题——所付出的努力确实是无休无止且永远徒劳的。　　由于偏见是借由倾听过去而预先给出判断，所以对偏见的现世辩护就仅限于那样一些历史时代，即新事物相对少见，而旧事物支配着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时代。就数量而言，这样的时代占据了历史的大部分。在我们通常的用法中，“判断”这个词具有双重意义，这双重意义无疑应该加以区分，但在我们使用时却总是混淆起来。首先，判断意味着将个人的、独特的东西组织和归纳到普遍的和一般的东西之下，从而运用能够辨识具体之物的各种标准做出有序的评估，据以做出决策。在所有这样的判断背后还存在一种预判，一种偏见。我们所判断的只能是个案，而不会是标准本身或标准作为某种东西的衡量方法是否恰当。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提供关于标准的判断，但那是因为这个判断已然被采用并且某种程度上成了提出进一步判断的一个依据。不过，判断也可以意味着全然不同的某种东西，事实上，每当碰到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的东西并且没有现成可用的标准时，情况就总是如此。这种不受任何标准支配的判断只能诉诸被判断之物本身提供的证据，其唯一的必要条件是判断力。判断力与做出区分的能力之关联远远大过其与组织和归纳能力的关联。关于美学和品位方面的判断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类不使用标准的判断。正如康德所观察到的，对于美学和品位的判断我们无法进行“驳斥”，但当然可以争论或表示赞同。每当在日常生活中碰到某些不熟悉的情况，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会说这个人或那个人对情况的判断正确或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