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学(第二版)

　　《文化政策学（第2版）》：　　一、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的矛盾和一致　　国家文化意志是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一定时期的国家整体利益和目标追求出发而在文化领域形成的对于文化的要求和意愿，涉及国家的文化理想、目标追求、文化资源配置的机制和方向，社会文化秩序的结构组成和国家文化战略、国际文化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在国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要求强制贯彻执行的权威。它是文化政策主体——政府决定文化政策取舍的主要政策资源和价值取向，就是要选择一种国家文化意志来体现国家关于文化的根本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并且还能为公众所接受，在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中生动地体现出来。　　文化政策选择是在既定的文化土壤条件下，寻求一种新的价值目标、利益分配、文化秩序和规范理念的过程，是文化政策主体根据发展和变化了的国家文化条件调节和重组各种社会文化关系的过程，是一个以“新”换“旧”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在广泛的意义上的主观意志诉诸于客观实践的过程，它既是国家文化意志寻求合理的体现方式和求得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公众对国家文化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自己文化需要的回应过程。这是一种文化满足的双向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主体和客体双方对原有文化资源配置和文化利益重组的对象关系的不同，以及对不同的文化利益要求和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的文化理解的不同，因此，必然会导致原有文化状态的失衡和文化关系的矛盾。如何*大限度地消解这种失衡和软化这种矛盾，以求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的一致，也就成为文化政策选择首先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对“约前文化因素”的认识和把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所谓“约前文化因素”，是指在某种社会结构、制度或秩序定型以前，就已经内化于一定社会人群心中，并决定该结构、制度和秩序内在取向和使之合法化的文化因素。这是一种由价值观、信仰、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等构成的深层次文化心理结构。正是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和规定了社会公众普遍的文化满足选择以及他们对国家文化意志的回应态度。一方面，在“约前文化因素”的惯性作用下，社会公众对于文化满足的选择具有一种先天性的“恋旧情结”，特别是当他们的文化期待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理想的实现而造成巨大的文化满足的缺失时，这种通过对过去文化情趣的追寻而获得文化满足的“恋旧情结”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恋旧情结”往往会成为实行新国家文化意志的文化阻力。另一方面，在“约前文化因素”所造成的文化压力下，社会公众同时又有渴求享受新文化生活的主观愿望，从而形成强烈的文化期待。这种寻求和渴望得到新文化满足的文化期待，在社会转型表现得尤其突出。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文化利己主义”的驱动下，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上的每一次大革命在开始时往往获得了社会公众广泛的文化响应和支持。无论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还是中国的五四运动，都带有这种特征。然而，也正是因为社会公众普遍地渴望获得新的文化满足，历史上的文化革命的创导者在每一次发动文化革命时也总是提出一些能反映和代表这种愿望的口号来作为文化政策选择的指南，并以此来获得社会公众的文化支持而取得革命的成功。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时，曾从分析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入手，就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形成和消解的问题发表了研究成果。贝尔认为，在现代社会的三大组成部分中，政治、经济、文化各有不同的模式、轴心原则和变化特点。经济的轴心原则是效益原则，目标是*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政治领域是调节利益冲突的仲裁性领域，其轴心原则是平等原则：法律平等和公民权利平等；文化是象征性领域，它以艺术、仪式等象征性手段解释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如悲剧和死亡等。文化领域起支配作用的轴心原则不是“经济效益”，也不是“平等权利”，而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这就造成不同领域的完全不同的方式，并产生矛盾。而政府机构则应在较为均衡的自由和平等、需求和欲求、公平和效益的基础上仲裁各方矛盾，在文化上既尊重传统，又考虑未来，恢复道德的正当性和文化的延续性，从而在这个基础上找到一种“社会凝聚剂”。虽然，贝尔的文化理论是就想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而开出的“理论处方”，但他的关于政府机构作为政治力在消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方面所应持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对于我们探讨如何*大程度地消解在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满足的矛盾，以求得两者的一致，具有借鉴意义。就一般理论的意义而言，任何一种文化政策选择都希望能通过对国家文化意志的贯彻执行，实现政府文化的有效统治。然而，就历史实践的层面来看，一种文化政策选择如果同社会公众普遍的文化取舍倾向相分离，不能充分理解和尊重社会公众文化满足取向的现实存在，超越公众的文化需要而去追求国家文化意志的单向度实现，其结果不仅公众的文化满足没有得到合理的实现，而且国家文化意志也不可能成为人们自觉的文化行为。因此，在文化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上，既不能片面地强调进而脱离社会发展需要实际的国家意志和利益而导致像“文革”那样的严重的文化政策选择失误，同时也不能以本能式地迁就、适应公众文化满足的需要，而放弃国家对社会文化选择的约束，导致像西方现代派文化那样的“反理性”，以致丧失政府对文化的调控和调节能力，从而*终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文化利益。文化政策选择的合理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国家文化意志与社会大众文化满足的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