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2019年长篇小说论稿

一个人的“安魂曲” ——关于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 时间的脚步真是迅疾，不知不觉间，已经进入2019年，距离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已经超过了十年。虽然十多年已经过去，但那一年5月12日的14时28分这个时刻，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那一天，一贯静默的大地，似乎只是在不经意间颤抖了一下，前后持续了只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便造成了几十万人的大伤亡，其中直接死亡者与失踪者相加，总数就已经超过了八万七千人。我们注意到，这场灾难发生后，文学界有众多作家奔赴灾难现场，他们在积极参与救援的同时，也动用手中的笔，以各种文学形式既记录灾难的惨重，更记录救援的及时与难能可贵。然而，多少有点令人不解的，是作家阿来的表现。既是四川作家，又是藏族作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阿来以自己擅长的文学方式对这场空前的大劫难与大救援做出反应，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阿来却偏偏许久都处于静默的状态。 那么，是不是阿来果真就无话可说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在这里，阿来所严格遵循的，其实是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一文体的创作规律。如果说报告文学或非虚构文学这一文体的作家可以依凭扎实的田野调查功夫而对诸如汶川地震这样的事件做出迅速反应的话，那么，对如同阿来这样杰出的小说家来说，当他试图以小说的方式来对类似事件做出反应的时候，就必须经历一个在内心里充分发酵酝酿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十月》杂志的编者，的确称得上是阿来难得的知音：“2018年正值汶川地震发生十周年，十年前，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阿来曾声称不能轻易触碰。这种态度证明了作者对生命价值和文学创作的虔诚和敬畏。十年后，一次特殊的机缘，终于让作者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切入口，将笔触伸向那场尘埃已散的灾难。”a虽然我们还无从了解阿来究竟遇到了怎样的一种机缘，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却是这部厚重异常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换个角度来说，倘若阿来在当年顺应“政治”或者“道德”律令，急急忙忙地加入当时一窝蜂的“救灾文学”潮流之中，那他写出的，就极有可能是应景式的更多注重社会价值内涵的“问题小说”。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倒也不是说优秀的小说作品就不应该具备社会价值内涵，而是说除了社会价值内涵之外，也还应该同时具备深刻的情感价值内涵，以及足够丰富的人性内涵与审美艺术价值，等。要想真正切实地做到这一点，没有长时间的发酵与酝酿，其实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创作在考量作家所具艺术创造天赋的同时，其实也还可以被看作是对作家某种艺术定力的考量。 作为中国当代一位有影响的一流作家，从*早为他赢得盛誉的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到后来相继推出的“花瓣式”长篇小说《空山》等，及聚焦本民族古老史诗传说带有明显颠覆解构性质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到早几年刚刚面世的“山珍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其中《蘑菇圈》获鲁迅文学奖），阿来的小说创作尽管从数量看绝对谈不上多产，但却保持了相当高的思想艺术水准。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恐怕就是作家艺术定力的非同寻常。《云中记》的酝酿创作过程，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注意到，在为《云中记》专门撰写的题记中，阿来曾经特别强调西方音乐大师莫扎特《安魂曲》对他写作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向莫扎特致敬！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安魂曲，其实是众多弥撒曲中的一种，因为被罗马天主教用来超度亡灵，所以是一种特殊的专门用来安妥灵魂的宗教音乐。西方数量众多的安魂曲中，以莫扎特未完成的这一部*为著名。正如阿来所精准概括的那样，莫扎特《安魂曲》*突出的特点，就是庄重而悲悯。当阿来特别强调莫扎特《安魂曲》曾经对《云中记》的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自己在这部与汶川地震紧密相关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意欲达到的一种理想写作效果，就是庄重而悲悯。因为活跃于《云中记》中的主人公，始终是那位孤身一人重新返回到汶川地震灾区云中村的阿巴，所以，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这部《云中记》看作是一个人的“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