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2020年长篇小说论稿

人生就是一个“暂坐”的过程 ——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 贾平凹，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坛一棵硕果累累的常青树，他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差不多两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节奏，而且这些长篇小说还都在所谓的水平线之上，都在业内引起过不同程度的反响，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不，那部旨在关注沉思一段沉重历史的《山本》余热未消，他的创作视野很快又返归到当下同样沉重的社会现实，一部主要以城市女性为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暂坐》已然横空出世。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暂坐》，主要原因在于其中不仅写到了一个名叫“暂坐”的茶庄，而且这个茶庄还成了人物与故事的主要聚集地。暂坐，何为暂坐？单从字面的角度来看，暂坐，也就是暂且来坐坐的意思。在日益繁忙紧张的都市生活中，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暂且到这个茶庄休憩一下，大约就是“暂坐”的本义。然而，这样的一种理解，肯定只是*粗浅的一个层面。一般意义上，我们在客观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太可能看到寻常人等会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为一座茶庄命名。又或者说，我们恐怕也只有在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中，才能够发现如同“暂坐”这样其实潜隐着某种深邃意味的茶庄命名方式。某种意义上，也正因为“暂坐”的命名方式出现在长篇小说《暂坐》之中，才会促使我们去深思，贾平凹到底为什么要把这座茶庄命名为“暂坐”？虽然并没有从贾平凹那里去证实过，但我私意以为，他的“暂坐”命名或许与古人的诗句存在某种关系。实际上，只要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所了解的朋友就都知道，“暂坐”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古代诗文中屡屡出现，意思就是暂时停下来。“坐”是虚指，“暂坐”在诗文叙事中往往会起到调节节奏的作用。比如清代方式济的《远行曲》中有句云：“出门口无言，寸心煎百虑。请取囊中琴，暂坐理弦柱。”写作者离开故乡，孤苦无告，遂以琴解忧。我们都知道，贾平凹是一位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通透了解的中国当代作家。唯其如此，我自己才会猜测，贾平凹“暂坐”的命名来历，或许与此有关。倘若结合整部《暂坐》的故事情节，尤其是结合人类个体非常短暂的人生过程来理解，那么，所谓的“暂坐”其实也很明显地在说在更为浩大的宇宙时空面前，生命过程短暂的人类个体，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脚步匆匆的人生过客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暂坐》的思想艺术境界可以说直通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正如同在浩大的宇宙时空面前倍感自身的渺小，陈子昂因而发出“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叹一样，贾平凹借助于《暂坐》中那一群城市白领女性的故事所传达出的，其实也正是人生太过短暂，整个过程差不多也就相当于到这个被命名为“暂坐”的茶庄坐着喝了一会儿茶的模样。假若说《暂坐》一定有着什么样的微言大义，很大程度上恐怕也就突出地体现在这一点上。直言之，人生终归不过是一个“暂坐”的过程而已。 我们注意到，处于《暂坐》中心位置的，主要是以暂坐茶庄的女老板海若为核心所形成的一个城市白领女性的圈子。关于这一点，叙述者曾经借助于视点人物，那位来自遥远的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姑娘伊娃的口吻而有所揭示：“伊娃说：你那十个姊妹我只见过三四个，这次我可要全认识哩。”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多少会引起一些歧义的话语表达。一种理解是，这里的十个姊妹是包括海若在内的，加一起一共十位。另一种理解是，十个姊妹并不包括海若，加起来也就成了十一位。根据文本中的描写，海若周边的这些女性分别是：陆以可、冯迎、夏自花、司一楠、徐栖、严念初、希立水、虞本温、应丽后、向其语。如此这般罗列下来，连同海若自己在内，一共十一位。由此可见，她们姊妹一共是十一位的理解是正确的。但请注意，在文本中，我们也同时发现了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叙述。比如：“便也端了酒杯，接着陆以可的话，说：咱姊妹么，我觉得叫十钗不好，这是套用金陵十二钗，本来就俗了，何况那十二钗还都命不好。应该叫十佳人。”再比如：“羿光说：向其语认为称作佳人也俗，也确实落了俗套，我建议，既然你们每人都是佩戴了一块玉，不如就叫西京十块玉。”从这样的表达来看，海若她们姊妹加起来应该是十位才对。那么，作家的创作本意到底是十位，还是十一位呢？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贾平凹或许一时疏忽，竟然把十位误列成了十一位。细细想来，以上这些女性形象中，从重要的程度来说，如向其语或者虞本温，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去掉其中的某一位，并不影响整部《暂坐》的思想艺术格局。 书摘： 然而请注意，尽管从表面上看，作家在《民谣》中所采用的的确是王大头的少年视角，但从叙述的实际情形来看，我们*起码还可以感觉到有一个思想已经处于成熟状态的成年王大头（或者也可以干脆说就是成年的王尧？）的视角存在。比如说，这样的一段叙事话语：“让我不安的是，在钻井队看到中华牙膏、自行车、帆布包、皮鞋、雪花膏时，我想到了奶奶那只神秘的箱子和其中的物件。两个错落的时空，在我心中重合了。在奶奶打开箱子的那个瞬间，我闻到的樟脑丸气味仿佛也是从遥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一直认为奶奶的日常生活、小镇以及她的箱子都是旧时代的产物，现在突然发现，箱子里的那些东西是旧时代的现代文明。奶奶的洋货怎么也抵不上钻井架这样的洋货，但钻井队工人的一些日常用品，几十年前就在奶奶的箱子里了。”首先，对于70年代作为农民阶层的莫庄人来说，为了勘探石油而从外部世界突然进入的钻井队员，毫无疑问就是工人。而工人，在70年代不仅是领导阶级，而且因其绝大部分生活在城市，所以也就能够更早地接触到现代文明。就此而言，前述这段叙事话语中所罗列出的由钻井队带来的中华牙膏、自行车、帆布包、皮鞋以及雪花膏等这样一些物品，其实可以被看作现代文明的一种象征。然而，真正的吊诡之处在于，当王大头由钻井队所带来的这些稀奇物件而联想到一直被奶奶视为宝贝的那个旧箱子的时候，他却不无惊异地发现，曾经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长期被视为旧时代的遗物的奶奶的旧箱子，它里面所储存的那些同样带有旧时代气息的东西，就其本质来说，实际上早就可以被看作现代文明的象征。这样一来，那些曾经以为很旧的东西，因为钻井队那些带有现代文明象征的物品的烛照，一下子就变成了很新的东西。与此相反的命题，自然也就是，那些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被看作是新的东西，其本质或许恰恰是陈旧的。在这个意义层面上，王尧在这段内蕴丰富的叙事话语中，所真切揭示的，乃是历史或者现实生活中某种新与旧的辩证法。更进一步说，如此一种境况，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历史与社会的“循环往复”呢？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段潜藏有丰富意蕴的叙事话语，绝不是初一学生王大头所能理解认识的。它的出现所依赖的前提，只能是一位思想的成熟者，是成年的王大头或者王尧自己。 自传性之外，王尧《民谣》所谓“革命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艺术结构上的积极努力。关于小说的艺术结构，王安忆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认识：“当我们提到结构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充满奇思异想的现代小说，那种暗喻和象征的特定安置，隐蔽意义的显身术，时间空间的重新排列。在此，结构确实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它就像一个机关，倘若打不开它，便对全篇无从了解，陷于茫然。文字是谜面，结构是破译的密码，故事是谜底。”a既然结构被看作一种“破译的密码”，那么，分析其具体的结构方式对于理解把握一部小说的重要性，当然也就显而易见了。按照王尧的设定，《民谣》的艺术结构首先由篇幅不够平衡的三大板块组成。**个板块，是作为小说主体部分的“内篇”，第二个板块，是地位相对次要的“杂篇”，第三个板块，则是篇幅*小的“外篇”。需要特别指明的一点是，我们所谓作为小说主体部分的“内篇”，王尧在小说文本中并没有专门标明。它，其实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一种说法。我杜撰这样一种说法的根本前提是，王尧已经明确标明了“杂篇”和“外篇”。依照一种基本的逻辑，既然有“杂篇”和“外篇”，那也就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内篇”。而这“内篇”，无论如何也都只能是另外两部分之外的那个小说主体部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王尧采用这样一种艺术结构的动因何在，但在我们的理解中，或许与《庄子》的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