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翻译观:奈达翻译思想再研究

　　《语用翻译观：奈达翻译思想再研究》：　　4.1.2 奈达翻译思想传入中国的学术因素　　除了时代背景，学术因素也是促使奈达翻译思想走人中国的重要驱动力。这种学术因素主要体现在理论间的相似性，具体为奈达翻译思想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契合或视界融合。　　首先，奈达翻译思想强调翻译的对等，主张*大限度地把原文的意义传达出来，这与中国几千年翻译研究的主流话语是暗合的。早在三国时期，著名的佛教翻译理论家支谦就提出了“当令易晓、勿失厥义”及“因循本质、不加文饰”等翻译主张，与奈达的核心理论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亦是如此。到了近现代更为明显，如严复强调“信、达、雅”中的“信”，林语堂提出了“忠实标准”，以及朱光潜提出“信”字标准等。尽管傅雷与钱钟书的“神似论”与“化境论”似乎偏离了原文意义的传译，但更强调译出原文之“精神”，与奈达翻译思想中的“功能对等”如出一辙。此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许多翻译家接触到了苏联的翻译等值论，这又使我国传统的注重对等的译论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可见，奈达的对等论在很大程度上早已包孕在中国传统译论之中（杨柳，2009：13）。　　其次，奈达翻译思想所强调的“读者”这一维度的重要性，也与中国的传统译论唇齿相连。中国传统译论一直注重读者这一维度，如唐朝的周公彦在其《周礼义疏》这本书中就提到，“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使相解也”就照顾了译文读者这一维度。清末时期著名学者梁启超与马建忠非常关注译文读者：梁启超认为，译文应该以广大读者读懂的文体为标准；而马建忠的“善译论”非常观照读者的反应。中国近现代史上亦不例外，许多翻译家都不同程度地注重读者的反应。如傅斯年提出的“两个负责”就包括了“对读者负责”；鲁迅把读者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普通读者与专家；林语堂提出的“三个责任”也包括了对读者的责任，要求译文要“美”，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而茅盾在1954年**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则说得更明白：“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转引自罗新璋，2009：575）*后，就整个理论的性质而言，奈达的翻译理论主要是“等效论”，在中国传统译论中也能找到它的影子。如马建忠早在1895年谈到的“善译论”就含有“等效论”的影子；金隄先生则认为，瞿秋白在1931年写给鲁迅的一封信中，已经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等效论这一概念（金隄，1998：14）；此外，上文刚提到的茅盾在1954年**届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发表的观点，其实就是较为完善的等效论。　　除了理论间的相似性外，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存在的一些缺陷，对奈达翻译思想走人中国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的译学理论几乎是翻译家对自己的译事所发表的随感式及评点式的译序或感言，几乎是围绕形式与内容、直译与意译来展开的，而对翻译的其他议题如翻译过程、效果评价、文体对应、语义转换、翻译批评等的探讨比较缺乏或严重缺乏。而奈达的翻译思想对这些问题恰好做了比较系统的回答，具有统摄性及系统性，正好填补了中国译学研究这方面的空白。这样，奈达翻译思想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也就自然而然了。　　可见，奈达翻译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并迅速传播，吸引众多学者对之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中国早就有了适合奈达翻译思想扎根的学术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