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西初识

《望乡》和日本女性 “女主内,男主外”是日本传统社会流行的家庭安排。日本女性大概是世界上*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女性,所以,在日本电影里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家庭的 主心骨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明治时代,日本妇女为日本的工业原始积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强迫几百名大名每年进京参勤, 加上他们的随从武士,极大地推高了江户的壮年男性比例。这些人不能带自己的妻妾,娼妓业由此而生。德川家康仿照丰臣秀吉的做法,建立幕府保护下的公娼游廓, 供藩人挥霍,以达到消耗他们的财力和意志的目的。到游廓工作成为乡村平民女子寻找活路或替家里还债的一个渠道,到幕府后期,娼妓业和娼妓文化达到一个顶峰。 出云阿国的舞蹈被娼妓模仿,成为一种艳舞,用以招徕客人。 明治时代,民间游女屋兴起。尽管明治政府发出取缔私娼令,但娼妓业仍然很繁荣。例如,1877 年,东京的游女屋达到370家,引手茶屋232家,娼妓总数2 756人。1884年,据内务省统计,日本全国有公娼 37 083人。 日本为外国人输出娼妓服务,始于幕府初期的长崎。 由于锁国政策,只有长崎留有荷兰居住地。幕府专门为长崎的荷兰人和中国人设立游廓。明治早期,日本开始系统地向海外输出娼妓,目的地主要是中国的上海、东北地区、香港地区和南洋,欧美地区也有少量输出,到 20 世纪初期达到高峰。 1978 年,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引起轰动。电影从女作家三谷圭子在熊本县天草偶遇阿崎婆开始,揭开了阿崎做南洋姐的悲惨遭遇。阿崎从 14 岁开始在婆罗洲山打根 8 号妓院做妓女,后来尽管回到日本,却被哥嫂嫌弃,只好移民中国,在东北地区结婚生子。日本战败之后,在遣返回国的途中,丈夫病死,阿崎一人带 儿子定居京都。然而,长大成人的儿子嫌弃阿崎名声不好,阿崎只好回到天草,住在茅屋里。影片结尾处,圭 子来到山打根,看到了南洋姐的墓地,杂草之间矗立的 一块块墓碑,都是背对日本本土的,默默地诉说南洋女们的幽怨。 明治时期是日本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日本自己的技术力量薄弱,需要大量外汇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 像阿崎这样的南洋女为日本赚取了大量外汇,数额一度仅次于生丝,极大地支持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 留在日本国内的底层妇女,处境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无数底层妇女涌入纱厂、矿井工作,赚取微薄的工资。 女性下矿井,大概只在日本发生过。女工和男工一样, 赤裸上身在闷热的矿井里采煤、拉煤车,有些人还不得不把孩子带上。直到 1936 年,日本政府才明令禁止妇女下井劳动。 如今的日本,是一个祥和、文明的高收入国度,到处井然有序、一尘不染。谁能想到,就在 100 年前,日本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悲惨和耻辱的历史?每个国家的工 业原始积累,都是以几代人特别是穷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但是,像明治时代及随后的大正时代的日本那样,明确以女性的身体为代价的,应该是绝无仅有。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欠那时的日本女性一个道歉。 日本的诺贝尔奖 京都大学是日本诞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多的大学。 截至 2019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籍人士共有 27 人， 其中 11 人是京都大学的毕业生或教师。日本获得诺贝 尔奖的**人汤川秀树既是京都大学的毕业生，又曾是 京都大学的教授，他因为预言介子的存在而获得于 194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有意思的是，日本*近一次获得诺 贝尔奖的人也出自京都大学，他就是工学部的教授吉野彰，因为发明锂离子电池而获得于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 京都大学是当之无愧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 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人心心相念的梦想，迄今为止， 中国籍的获奖者却只有屠呦呦和莫言。近些年来，日本 科学家屡屡获奖，越发勾起了国人对诺贝尔奖的向往。 然而，回顾日本获奖的经历，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 其一，目前中国获奖少是可以理解的；其二，30 年后，中国将迎来获奖的高峰期。 在 2000 年以前，日本总共只有 5 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另外还有 2 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 1 位诺贝 尔和平奖获得者）。此时，日本政府提出一个宏伟的计划，要在 21 世纪上半叶获得 30 个诺贝尔科学奖。到 2019 年，已经有 19 人获奖，年均每年一人。照这个速度下去，完成计划不在话下。然而，查阅一下这 19 人获奖的情况就会发现，他们的工作大多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的。比如，*近获奖的吉野彰对锂离子电池的研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完成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生韦志超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发现了诺贝尔科学奖的“双门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超过 2 100 亿美元、人均收入超过32 000 美元之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上升。前一个门槛相当于要求一定的人口规模，后一个门槛要求一定的富裕程度。由于收入是动态变化的，人均收入 32 000 美元换算成美国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更科学一些。这个收入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 54%，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以上，人口规模在 700 万以上，则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上升。日本的情况符合这个“双门槛模型”。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四分之一，30 年之后赶上美国的一半不成问题，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将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辈出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获奖者的工作将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换言之，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成果。 有人会说，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不鼓励创新，上面的预测太乐观了。然而，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不比日本更不鼓励创新，事实上，日本比中国更重视对权威的尊重。日本在 21 世纪爆发性的获奖情况告诉世界，对东亚文化的固有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现代科学研究能否做出高水平的成果，不外乎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足够数量的天才，一个是有足够多的资金。这其实是“双门槛模型” 的两个条件。天才在人群中的比例基本上是确定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很小，因此，大国比小国拥有更多的天才，中国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只有天才，没有资金支持，在当代要做出高水平的科学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多年前，我去美国一所大学看望一位朋友，她举着手中的试管说：“这支试管中的试剂值 1 000 美元（约合人民币 6 473 元）。”可见，没有雄厚的资金，连起码的实验都没法做，像屠呦呦那样用嘴尝试药材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中国人一是要有信心，二是要有耐心，等待中国科学家大规模获得诺贝尔奖的时代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