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迷思

关于阿根廷的民族性 要找到其他的以自我贬辱为特点的文化并不容易，而找到终日坚称本国历届政府都恶贯满盈的国家也绝非易事。阿根廷人不会为特定的政府投票。那些不会为特定政府投票的人大都秉持这样一种观点：坐上总统宝座的人肯定全都心怀不轨，“他们肯定有所图谋”。阿根廷政治分析的一大特色就是坚持怀疑执政者另有图谋。这里，我不仅指的是我们这些无知的人随便坐在哪个街角或咖啡馆嚼舌根时说的话，还包括那些敏锐的记者、风光的知识分子和在超市里排队的人，他们同样会用十分奇诡的方式来辱骂执政者。*常被提及、流传*广的“图谋”就是指责他们“掠夺阿根廷”，还有就是那些执政者想要终结“资本主义”或“民主”，可是他们对何为资本主义、何为民主却没有清晰明确的认识。这些事情曾发生在伊里戈延、阿方辛和庇隆身上，也发生在基什内尔夫妇身上。 这种推定使阿根廷政治争论中很少有真正思想上的交流。我们依然记得，那些所谓的进步派记者不断强调卡洛斯·萨乌尔的西北部口音，或他声称曾读过苏格拉底的著作及博尔赫斯的长篇小说这些被当场打脸的错误，推测他被马蜂蜇了脸……以及许多类似的愚蠢论调（这些所谓进步人士*“爱国”、*恶劣的论调是吐槽卡洛斯·萨乌尔的拉里奥哈口音，竟然不宽容到这种地步）。针对基什内尔夫妇，他们也有类似的愚蠢言论：夫妻档，婚房，二人的穿衣品位，等等。 评价一届政府时，应当考量其实施的系列方针措施及推进过程。可是在这个充满激情又十分盲目的国家，能这样去客观评价的人太少了。面对这些政策，人们说不出自己是很喜欢、有些喜欢还是压根不感冒。在辱骂政府时，那些好政策也顺理成章变得糟糕起来——它们总会被披上机会主义的外衣，被认为是暗中交易或卑劣复仇的结果，仅仅是被用来强占敌对阵营阵地的工具，等等。在他们看来，坏政府永远做不出什么好事，而好政府也永远不会做坏事。前半句话在阿根廷人中间流传极广，后半句如果不是出自一些激进分子之口也很难令我接受。我们是推崇“万物皆恶”理念的狂热分子，这种狂热性是政治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它阻碍我们更客观地去分析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因此也阻碍了我们去理解那些给不同政府投票的人。 本书无意分析某个特定政府的好坏，而是希望改变这种文化。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如果我们无法清楚地分析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就不可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请读者假想这样一种情况：把一个不那么激进的基什内尔主义者放在一个同样不那么激进的反基什内尔主义者身边，过不了多久您就会发现他们事实上在许多事情上都持相同观点，尽管他们绝不会承认，或说不会在内心深处承认。 您曾经上过足球场吗？这个问题其实无关紧要。只要知道怎么看足球比赛就够了，或者登录YouTube看看塔诺·帕斯曼的视频也行。在看足球比赛时，我们总会时时站起来大喊大叫挥舞手臂，喊着“犯规了”“点球”“给牌啊”。除非是大比分领先，其他时候我们总想让球员和裁判表现得更好些，希望判罚能更加“公正”（请好好理解“判罚”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多偏袒我们一些”）。裁判除非做出明显偏袒我方的判罚，否则很难赢得我们的欢呼声。一切我们反感对方球队做的事情——犯规、小动作、假摔，我们却支持己方队员这么干。我们都是狂热分子，或者说，我们都是*糟糕的法官。但是，当然了，那只是场游戏罢了。但是在足球领域成百万上千万地烧钱也是事实，只不过它赌上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已。有时，我们会觉得国家的发展状况就像是场足球比赛，我们总心惊胆战：自己攻击性太强，但却不注重防守，很可能*终会输掉这场比赛。 请不要把这些文字当作是对足球的批判。文化常常会创造出一些仪式空间来供我们进行某些活动，这些活动在脱离特定环境之后就变得有害。在足球这一游戏空间里，我们不那么客观是可以理解甚至是有积极意义的。真正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以看球的心态去审视和分析阿根廷。 在我和年幼的孩子们的一场愉快对话中，曾经浮现出一个关键性问题。我爱人给儿子解释女性在某些社会中遭受压迫的状况。在听说如此多的不公和禁忌之后，他惊呆了，问道：“为什么她们愿意忍受呢？”可能有学科能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具体的科学知识对此无能为力。要是我们把奴隶制带来的压迫和羞辱罗列出来，类似于我儿子提出的那个问题同样会冒出来：为什么那些奴隶愿意忍受那一切呢？同样，这些疑问也可以被扩大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上。 据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有一个答案可以回答所有类似疑惑：被掌控者只要相信掌控者在某方面高人一等，就会甘愿“忍受”屈辱，而非反抗。然而，如果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可以有多种恰当答案，同一问题甚至没有统一答案。如果说关于奴隶制问题的答案能被所有人接受，我儿子提出的那个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公问题的答案就没有那么宽的接受度了。类似地，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人认为关于殖民的问题是在吹毛求疵，因为野蛮人就理应高高兴兴地被改造成文明人，这样，他们至少能成为文明的野蛮人，但很遗憾这样的“成果”并不多见。 但是，每个社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削弱本就脆弱的共识。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里，这样的问题是：如果说每个公民的意见都和其他人的观点同样重要，为什么贫富差距还会持续扩大？换句话说，在一个民主社会，怎么可能一方面食物过剩，另一方面又出现贫困呢？ 没人会试图用数学或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除非是妄图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社会、推崇自然选择的老古董。在上述例子中，问题的答案掺杂了社会科学*复杂的内容：权力及其运转方式。如果对某个特定社会的某些少数人群或团体掌握的权力没有一定认识，就无法解释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陷落、性别不公问题或贫困问题。戳穿那些神话是引导社会和文化发生变革的必要条件。 我们先必须处理那些与社会形成相关的神话。在没有建立起独特身份之前，一个国家是无法发展和成长的，也必然无法深刻认识社会正义的内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记忆就没有未来。我想通过本书指出：如果我们不先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就无法赢得更平等、更自由的未来。其中包括：这些参与国家决策的人到底是谁，阿根廷人到底是谁，阿根廷的居民到底是些什么人？ “我们是谁？”常有人喜欢用描述音乐、食物、神灵或英雄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但这样的回答显得很空洞。我们先要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像自己认为的那种人。这得推翻一些我们对自己的错误看法。我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研究来揭露被谬论掩盖许久的事实，如果无路可走，我可能还会采用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目标。我明白，一定会有人对我提到的“谬论”一词心生不满，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谬论就是真相。围绕“真相”问题，社会科学诸多理论已经进行过多番论战，不过有些情况是明白无误的：阿根廷绝不是世界上*糟糕的国家，当然也不是*好的国家，也不是没有印第安人和种族主义的国家。支持这些谬论的大有人在，这些说法被不断重提且愈演愈烈。但它们是错误的。有时，这些论断的反过来说倒是正确的：譬如阿根廷存在种族主义问题。不过有时候，事情要比把话反过来说更加复杂。